我們的任何改革，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應該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改革的每一個環節都牽涉公共利益，所以，作為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對事關社會公平正義的國企薪酬分配制度做了明確要求：國企將實行“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薪酬分配制度”，對國企領導人員實行與選任方式相匹配、與企業功能性質相適應、與經營業績相掛鉤的差異化薪酬分配方法。

將國企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分類推進國企改革，是本輪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與此相關，《指導意見》明確了建立國企領導人員分類分層管理制度，根據不同企業類別和層級，實行選任制、委任制、聘任制等不同選人用人方式，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在薪酬制度上，同樣堅持分類管理。對由各級黨委、政府及其部門任命的企業負責人，重點是嚴格規范由基本年薪、績效年薪和任期激勵收入構成的薪酬結構，建立科學合理的薪酬形成機制，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對通過市場化選聘的職業經理人，其薪酬結構和水平由董事會按照市場化薪酬分配機制確定，可以采取多種方式探索完善中長期激勵機制。

深化國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是深化國企改革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建立健全國企薪酬分配激勵和約束機制，促進企業持續健康發展和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義。本輪改革推出的相關舉措將和去年底部署推進的國企特別是央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形成合力。

近年來，部分國企高管薪酬畸高，屢屢招致社會質疑，質疑的焦點之一即國企高管天價薪酬與其業績脫鉤。今年以來，央企薪酬改革已全面實施，央企負責人薪酬呈整體下降效果，地方國企的薪酬改革方案也基本得到批復。而國企高管天價薪酬的另一面問題是，掌握國家重要資源的國企負責人尤其是央企負責人，本質上屬于國家公職人員，既享受體制內的行政級別，又拿著體制外的高薪，這樣的薪酬“雙軌制”無疑損害了社會公平。

因此，《指導意見》一推出，輿論就評價認為，對國企領導人員分類分層管理，打破薪酬分配“一刀切”，實行差異化薪酬分配辦法，標志著國企高管“既當高官又拿高薪”的時代結束了。今后，國企高管將不能既享受體制內的行政級別，又拿體制外的高薪。

其實，規范國企高管薪酬、將其薪酬與績效掛鉤的管理要求，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明確，之所以推行得不盡如人意，原因在于薪酬政策基本上由企業高層和主管部門的少數人員決定，是少數人對自己的薪酬進行“自我定價”。

此輪改革以分類管理的方式，從制度設計上對薪酬政策“誰說了算”做了規定。同時，將部分薪酬改為以任期激勵收入的形式發放，可以促使國企負責人更注重企業中長期發展；對市場化選聘的職業經理人實行市場化薪酬，將打破“大鍋飯”，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

在更為宏觀層面觀察，這一改革必須堅持統籌兼顧。無論對組織任命的國企負責人，還是對市場化選聘的職業經理人，都要在綜合考慮有關群體工資水平的基礎上，合理確定其薪酬水平，推動形成企業負責人與企業職工之間的合理工資收入分配關系，調節不同企業負責人之間的薪酬差距，探索實行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伴隨著資本市場開放進程的不斷加快，投資門檻的降低，將會喚醒更多民間資本。】

國務院近日印發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提出，“積極引入各類投資者實現股權多元化，大力推動國有企業改制上市，創造條件實現集團公司整體上市”，“鼓勵國企重組上市，調動更多公眾參股，以股權募捐、股票等方面讓利于民”。種種跡象表明破除舊的股權構成模式，引進社會及民間資本已經勢在必行。

伴隨著金融深化，可選擇投資對象已經廣泛涉及證券、保險、信托、第三方理財、互聯網金融和民間借貸等眾多領域。但是，表面投資形式的擴大，其實本質上并沒有解決投資渠道過于狹窄、可選擇投資產品十分匱乏的狀態。資金蜂擁涌入股市就是很好的體現。

根據招行私人財富年度報告，截止到2014年，我國高凈值人群數量已經達到104萬人，其中資產在1000萬至5000萬的約有90萬人，5000萬到1億的7萬人，總資產超過1億的約7萬人。在高凈值人群中，人均持有可投資資產超過3000萬元，可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A股市場泡沫有風險、P2P跑路頻發、樓市短時間難以帶動新一輪增長。人們逐漸迷失了投資方向，大把的資金在手卻不知投給誰更穩妥。然而當下可供投資的財富管理產品結構創新能力低，同質化嚴重。以理財產品為例：無論是期限安排、目標客戶選擇，還是產品結構設計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投資對象荒”依然在蔓延。

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急需一個能夠帶動投資熱情同時又有相對牢靠的投資對象。而國企改革中關于引進民間資本的聲音正好為私人投資者指明了方向。

因此，此輪國企改革很有可能催生新一輪投資熱。伴隨著資本市場開放進程的不斷加快，投資門檻的降低，將會喚醒更多民間資本。這是因為，國企“大而不倒”的形象早已在民眾心中根深蒂固，民間資本早已有入股國企的強烈意愿。具體可以通過入股或公司債進入到對應的非國有企業，再由非國有企業通過出資入股、可轉債、股權置換等方式參與國企經營。

而伴隨著更多的國有企業以多種方式入股非國有企業，民眾對國企入股的私營企業會更具信心，進而帶動投資熱情。特別是如果國有企業能對科技含量高、發展潛力大的萌芽型企業予以支持，將緩解一大批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這里，國有企業出資多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出資與否、對誰出資，這會對廣大民間投資者起到一個風向標的作用。

而且，本次國企改革中提倡的混合所有制員工持股，可以直接引入員工私人投資，這為企業自身生產經營注入了活力。通過支持科研人員、經營管理人員和業務骨干持股，可以進一步促進科學經營，提高企業員工主人翁意識，帶動生產積極性。

結構轉型固然需要付出代價，但是同時也在不斷地釋放紅利。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改革在各種技術層面和細節上的不斷推進，國企改革也將為資本市場帶來更多投資機會。

□張瑋(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實驗研究室)

【對于行政任命的國企負責人，其薪酬參考標準還應盡快明確，如果是參考同等級的公務員待遇，那么其薪酬其實仍然還有下調的余地。】

近日，就國企改革新方案問題，人社部副部長張義珍稱，將堅持分類管理的原則，建立與國企負責人選任方式相匹配的差異化分配制度，嚴控政府任命的企業負責人薪酬，市場化選聘的職業經理人的薪酬由市場調節，她認為國企改革不會引發新一輪降薪潮。

今年一月起，央企開始實施“限薪令”，新一輪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出臺，其中強調對國有企業高管的薪酬改革將實施分類分配，這也難免讓人擔憂會出臺新一輪的降薪。

國企高管和職工該拿多少薪酬？員工的薪酬由其價值決定，為公司創造的價值越大，就應當拿更高的薪酬。給不出足夠的薪水，公司也無法吸引到人才應聘。但國企不是市場化的企業，其賺錢更多的是依靠行業壟斷以及低成本融資便利等，電力、石油、電信等行業幾近躺著賺錢。

既然國企的利潤不靠企業家創新和管理的才能，政府自然不樂意付他們很高的薪酬。更何況，同樣的行政級別，憑什么在國企里的官員就能拿高薪，而行政部門的官員只能拿微薄的公務員工資？只是國企雖然有壟斷、融資的優勢，卻也不必然盈利，國企運營依然需要專業化的人才來經營。當政府任命的國企高管無法勝任的時候，企業就需要從市場招聘人才，這些人要靠有競爭的薪酬來吸引。

為了解決這兩類人的薪酬差異，國企改革新方案將國企的薪酬分配與國企高管的選任方式相匹配，亦即政府任命的高管薪酬由政府定，市場聘任的高管薪酬按市場化水平給付。

這種薪酬分置的劃分不采取一刀切，解決了非市場化任命和市場化聘任人才的薪酬設計。市場化的標準不妨參考行業一般水準，那么，行政任命的企業負責人薪酬標準究竟該如何制定，是參考同等級公務員還是與專門設立國企負責人的薪酬標準？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明確。

而且，絕大多數國企的負責人依然是由行政任命的，市場化聘請的一般職業經理人，亦即管理層的高管。從國企負責人的角度來說，如何應對未來高管薪酬高過負責人的心理落差？從市場化的職業經理人角度來看，在行政任命的國企負責人的領導下，職業經理人能有多大的空間施展？這些問題都值得擔憂。

在金融業等競爭激烈的行業，人才的價值突顯，相關國企不得不從市場中聘請人才參與公司管理，甚至像國家外匯管理局這樣的政府機構，也需要從知名國際金融機構延聘高管，幫助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現實也是無奈的，受制于體制、高管與領導層的溝通不暢，市場化人才發揮作用主要取決于企業負責人能否知人善用，結果大多是市場化人才不得不回到市場。

說到底，薪酬市場化取決于企業的經營是市場化的，市場化的環境才能競爭出市場化的薪酬。

有意思的是，人社部的一項調研顯示，99%的50歲以上央企高管并不愿意放棄行政級別換取市場化人才對應的高薪。這種“不愿意”也折射出“有多高位子才有多高薪酬”的現實。因此，未來的薪酬差異化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明確薪酬與職等的對應細節，而且對于行政任命的國企負責人，其薪酬參考標準還應盡快明確，如果是參考同等級的公務員待遇，那么其薪酬其實仍然還有下調的余地。

□聶日明（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設時間表，也是為了避免“運動式改革”之弊，引導國企產權轉移按市場價值規律來。這也需要構筑更公開透明的市場場域，提高改革可預見性和穩定預期。】

國企改革日前成了新聞熱詞。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方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其目標是促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堅持因地、因業、因企施策，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成熟一個推進一個。

細讀意見不難發現，不論是明確以管資本為主的基調定位，還是探索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支持企業以市場公允價格處置國有資產，抑或允許部分國有資本轉化為優先股等，都可看作是為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創新環境。

而今意見明確，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設時間表，這其實也是基于其系統性、協同性等特征，引導國企產權轉移按市場價值規律來。應看到，在以往，有些地方政府將混合所有制企業中民營企業參股比例、國有資本證券化比例等作為了量化考核指標，結果導致其淪為“改革大躍進規劃”。急于求成下，也容易造成國資流失。

怎樣才能讓混合所有制改革跳出“運動式改革”之弊？堅持“試點先行、協同推進”的改革路徑很重要，這里面關鍵就是要攻克某些邁向市場化的難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在于相關制度未能為參與者提供穩定預期等。

而這一問題伴隨著國企改革的始終，如國企改革從財政撥改貸卸掉政企大鍋飯，到抓大放小、主輔分離和向關系國計民生等戰略新興產業收斂，從廠長經理負責制的有限機制創新，到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制度破局，從成立國資委后探尋外部董事制度等，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由固守城池式攻堅型國企改革的陣地戰，轉向靈活機動的國有資本管理體制改革的運動戰等，改革的每一步都在路徑依賴中藕斷絲連，但又常改常新。

而要提高改革可預見性和市場穩定預期，就需在敬畏市場基礎上，構建一個公開透明的市場場域。首先，將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逐漸由國企場域轉向國有資本場域，各種所有制企業基于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原則，成為公平競爭的市場主體。同時，完善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加強對行政壟斷的規制，市場準入制度應基于行業和市場特征等，而非所有制屬性。

其次，以合規監管和消除負外部性等為主完善市場經濟制度，清晰化公允價值處置國有資產的規則等配套細則。意見強調要防范國有資產流失，然而相關標準實際并不清晰。這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制度不完善，政府與市場邊界不夠清晰，如規范市場自利競爭秩序的市場制度缺乏穩定性，市場價格很難真正出清，國資價值難以形成市場公允價值，國企引進私人資本就會因市場估值紊亂而難以有效推進，同時國有資本投資非公企業也將面臨是否存在高位接盤的分歧，從而導致以引進來與走出去為主的國企混改知易行難。

還有，私人資本普遍擔憂入股國企面臨產權迷失，也擔心國有資本入股會喪失經營獨立性。要有效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消除私人資本疑慮，行政權力就要真正止步于董事會，真正實現政企、政資和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即國有資本出資人只能通過董事會表達其利益訴求，不能直接干涉企業管理層的運營自主權。

總之，用穩態的制度等營造公開透明的市場場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行穩致遠，跳出“運動式改革”之弊，也避免國企改革陷入反復化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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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對外公布。指導意見提出了我國國企改革到2020年必須實現的目標，從改革的總體要求到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化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良好環境條件等方面，全面提出了新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未來5年，我國的國企改革大幕由此拉開。

國企改革，在摸索中前進

從承包制、股份制開始，國企改革經過了艱難的探索，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頭戲”。經過30多年的改革，國企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融合，運行質量和經濟效益明顯提升，在國際國內市場中涌現出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骨干企業，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開拓國際市場、增強我國國力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國企在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布局結構等方面還存在許多與市場經濟不合拍的地方，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因此，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中，國企改革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閱讀全文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推動國企深化改革已然是當務之急

國企改革一直備受社會關注，原因是國企改革不是線性工程，其涉及對國有經濟地位如何認定，如何完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如何提高國有資本運行效率等問題。此前的國企改革雖然讓國企擺脫了普遍虧損、資不抵債的困局，但仍有不少遺留問題。有的依托國企壟斷地位不思改革，不少國企大而不強，現代企業制度形同虛設，國有資本運行效率低下等，導致要素資源無法實現合理配置，國企對經濟的貢獻率持續下降。

基于國企在經濟格局中的核心地位，國企經營的好壞，對能否適應經濟新常態，能否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具有決定性意義。因此，推動國企深化改革已然是當務之急。 》》》閱讀全文

分類管理是此次改革的最大亮點，體現效率和公平

將國企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之后，事關國企屬性的分類就可以清晰許多，事實層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才不至因倉促推進而“因改生亂”。

明確了國企分類，混合所有制式的分類改革才有了抓手，與之相配套的分類監管、分類定責和分類考核也才有了憑依，全局性的國企深化改革也才能得以加速。比如，針對公益性國企的考核，應強調其社會效應，重點考核成本控制、產品服務質量、營運效率和保障能力，而不是經營效益；針對商業性國企的考核，則應強調其經營效益，以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主要目標。在分類考核下，部分國企“主輔分離”也能避免“臍帶相依”痼疾。而國企高管薪酬管理，也會遵循與之相適應的分類監管，有望徹底破解國企領導“既當高官又拿高薪”之弊。 》》》閱讀全文

然而，改革牽涉的方面多而復雜，不可能一帆風順

2015年是國企反腐重點年。今年中央首輪巡視組全部進駐26家央企，便是佐證。在以往的改革中，國家也出臺了很多改革政策，但為什么未能收到預期效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國有企業在長期的運作中，已經形成了強大的既得利益力量，這股力量常常會曲解改革目標，形成對改革的阻礙。因此，要讓國企改革收到成效，必須攻克既得利益力量的阻礙。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此次印發的《指導意見》，摒除了一些原來期待甚高的設想。比如，在國企內部建立員工持股就被擱置。在對國企的監督機制尚未建立健全的情況下，員工持股，特別是對高管的股權激勵往往會成為權貴攫取國有資產的一條通道，并且與國企屬于全民資產的性質相沖突。《指導意見》沒有采納這些，實際上是對既得利益的一種遏制。 》》》閱讀全文

因此，防止國資流失是國企改革的政策底線

所謂國有企業，就是全民所有的企業。倘若國企成為一小部分人牟利的工具，國有資產流入一小部分人的腰包，那還能叫國企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決不容許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則是國改的政策底線。正因如此，相關指導意見進行了更為全面、深入的制度設計。可以說，如何有效防止國資流失，貫穿了相關方案設計的整個過程。

特別值得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這次國企改革的亮點，但相關指導意見明確，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成熟一個推進一個。國企混改的重點是改革國企所有權結構，使之更適合市場機制，而作出“不搞拉郎配”的決定，則是為了避免出現有人以改革名義侵吞國有資產，以防止國資流失。這體現出國改方案設計的一個重要理念，即不能片面地為了提高改革效率而損害原則底線。

相關指導意見是即將陸續推出的“1+N”國企改革系列文件中的“1”，防止國資流失是國改的政策底，這個“1”能不能寫好，為一大關鍵。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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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萬喚始出來！9月13日下午，新華社報道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于近日印發的消息。

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后，如何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自然成為經濟領域深化改革的重頭戲。作為指導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相關指導意見的起草、出臺、發布及其具體內容，一直受到各方高度關注。任何有關這一文件的消息，都可能在資本市場上引起反響，攪起股價的波動。

國企改革，事關重大，也體現在相關文件的出臺過程中。據悉，相關國企改革方案從2013年底便開始起草，此前一直在修改。直至近日才正式出臺的原因，除了觸及各方利益需要平衡和統籌考慮外，還在于對相關方案的審慎態度。

如何通過深化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企，使之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在新歷史階段作出新貢獻，這是國改的初衷和目標。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決不容許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則是國改的政策底線。

對此，頂層設計方面的態度十分明確，毫不含糊。如國資委主任張毅在答新華社記者問時強調：國有企業要先加強監管、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這一條做不好，國有企業其他改革難以取得預期成效。換言之，這一政策底未能守住的話，國有企業改革就可能遭遇重大挫折，難以實現既定目標。

在這方面，以往不是沒有深刻教訓。改革開放后，國企改革向來是經濟改革的一條主線。從廠長經理負責制到公司化、股份制，一路走來，有些地方國有企業或被大規模賤賣、或在MBO過程中被“偷天換日”，凡此種種，不僅備受公眾質疑，而且實質影響了國企改革的進程。

所謂國有企業，就是全民所有的企業。倘若國企成為一小部分人牟利的工具，國有資產流入一小部分人的腰包，那還能叫國企嗎？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國企改革又怎么可能順利推進？

正因如此，相關指導意見進行了更為全面、深入的制度設計。可以說，如何有效防止國資流失，貫穿了相關方案設計的整個過程。具體內容有點多，如相關介紹所稱，主要包括了內部監督、外部監督、社會監督以及責任追究機制的升級換代。

特別值得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這次國企改革的亮點，但相關指導意見明確，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成熟一個推進一個。國企混改的重點是改革國企所有權結構，使之更適合市場機制，而作出“不搞拉郎配”的決定，則是為了避免出現有人以改革名義侵吞國有資產，以防止國資流失。這體現出國改方案設計的一個重要理念，即不能片面地為了提高改革效率而損害原則底線。

相關指導意見是即將陸續推出的“1+N”國企改革系列文件中的“1”，防止國資流失是國改的政策底，這個“1”能不能寫好，為一大關鍵。

【上一輪國企改革遺留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解決效率和公平的問題，這事關國企的定位問題。這次公益類和商業類國企的劃分，本質上就是給該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

昨日，備受矚目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簡稱《意見》）正式發布，文件提出分類改革、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國資管理體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化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等要求和舉措。而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五輪國企改革。

《意見》作為國企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其正式發布堪稱意義重大，不僅為新一輪國企改革系統明確了方向，而且其環環相扣，可避免單向突進式改革的阻力。

聚焦到此次《指導意見》所提出的，將國企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并以此為依憑，實行分類改革、分類發展、分類監管、分類定責和分類考核。應該說，這不僅符合我國國情，而且也使得國企改革更具可操作性。

之所以稱這樣的國企“兩分法”符合國情，是因為在上一輪國企改革（1999年啟動）之后，此前國企普遍存在“主輔不分”、“大小混雜”的亂象，在經過國企主輔分離、抓大放小的改革之后，當下已經有了極其明顯的好轉。而面對當下國企普遍的大塊頭，仍然沿用是否身處“國計民生”行業已經不甚合理，因為，當前國企無論是能源礦產、基礎設施，還是軍工、糧儲，理論上均可用“國計民生”進行涵蓋。

而在將國企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之后，事關國企屬性的分類就可以清晰許多，事實層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才不至因倉促推進而“因改生亂”。

應看到，上一輪國企改革遺留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解決效率和公平的問題，這事關國企的定位問題。而關于國企定位的討論，近年來多次引起輿論波瀾，一直爭論不休。這次公益類和商業類國企的劃分，本質上就是國企定位問題給出了解決方案。

從常理上講，商業類國企更注重效率，更側重于在市場的商業運作中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放大國有資本功能，也為市場的發展搭建良好的平臺。公益類主要是考慮到民生及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提供。

明確了國企分類，混合所有制式的分類改革才有了抓手，與之相配套的分類監管、分類定責和分類考核也才有了憑依，全局性的國企深化改革也才能得以加速。比如，針對公益性國企的考核，應強調其社會效應，重點考核成本控制、產品服務質量、營運效率和保障能力，而不是經營效益；針對商業性國企的考核，則應強調其經營效益，以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主要目標。在分類考核下，部分國企“主輔分離”也能避免“臍帶相依”痼疾。而國企高管薪酬管理，也會遵循與之相適應的分類監管，有望徹底破解國企領導“既當高官又拿高薪”之弊。

當然，具體到哪個企業應該如何分類，則會牽扯到巨大的利益，因此，也可能會面對一系列挑戰。尤其是一些壟斷性央企，一方面“為國壟斷”，一方面又參與市場競爭，其公益與商業屬性如何剝離，恐怕也需要非常周到的方案。

不管挑戰怎樣艱巨，然而，只有通過分類改革，才能讓國企的定位擺正，打破一些國企所擁有的“超國民待遇”，而這將更加有利于維護市場的公平，也才能讓市場的激勵機制更加富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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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關注的國企改革方案日前出臺。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公布，從分類改革、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國資管理體制等方面明確了國企改革的路徑和方向。9月15日，中央深改組第十六次會議再次聚焦國企改革，審議通過了《關于鼓勵和規范國有企業投資項目引入非國有資本的指導意見》，強調拓寬國有企業投資項目引入非國有資本的領域，完善引資方式，規范決策程序，防止暗箱操作和國有資產流失。

國企改革頂層設計的完成，標志著新一輪國企改革即將全面啟動。從1978年國企試點利潤分成算起，國企改革歷經放權讓利、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抓大放小、私有化浪潮、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上市潮、建立國有資本管理體制等階段，在30多年里，從斷奶到重生，從停滯到發展，國有企業在陣痛中與市場經濟體系漸趨融合，涌現出一批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但同時，也出現了迷戀壟斷格局、不愿向市場主體轉變，“一把手”權力過大、現代企業制度形同虛設，管理混亂、經營效率低下，灰色利益輸送鏈條難以斬斷、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關系國企的生存和發展，更關系不同性質的市場主體能否得到較為平等的“國民待遇”，要素資源能否得到合理分配，經濟增長能否突破瓶頸等大局。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現實背景下，推動國企深化改革就更加迫切。新出臺的國企改革頂層設計，以國企存在的問題為導向，對此作出了回答。

最大突破 推進國有企業分類改革

國企改革頂層設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決定推進國有企業分類改革。圍繞分類改革，厘清了國企的屬性問題，并在產權問題上有所突破。國有企業的全民屬性雖然從未動搖，但在市場實踐中，不少國企憑借優勢地位，在競爭型市場和領域靠行政手段獲取壟斷利潤，在非競爭型市場和領域靠市場手段獲取壟斷利潤，其結果是，限制了其他類型市場主體的發育，抑制了創新和公平秩序的建立。由于“近水樓臺先得月”，國企還能以最小成本獲得貸款支持和財政補貼，這一特權不止一次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也容易模糊國有企業的屬性。

分類改革方案提出，商業類國有企業按照市場化要求實行商業化運作，獨立自主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實現優勝劣汰、有序進退。這意味著，商業類國企將不能再依托行政優勢“大到不能倒”，而必須接受市場檢驗，其進與退、生與死，也將不再被附加特別的解讀。這將迫使商業類國有企業主動向市場主體轉型，并按照市場標準獲得資金支持，開拓市場。這有助于遏制效率低下的部分國企占據過多資金，對市場形成抽血效應，這也為所有企業同臺競爭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分類改革包含了上海等地國資國企改革試點的經驗，但地方試點通常把國企分為三類：一般性競爭企業、涉及經濟安全的戰略性企業和公益類企業。而國家層面的國企分類改革方案，只設置了商業類和公益類兩類，這有助于避免商業類國企以維護經濟安全等名義，遲滯市場化改革，增加改革阻力。弱化對商業類國企的傳統認知，將其推向市場，不是弱化國企，而是強化了國企的全民屬性。

產權是困擾國企改革的另一問題，分類改革在這方面也有根本性突破。根據《指導意見》，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國企，原則上都要實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不再追求絕對控股；主業處于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商業類國企，雖然需要國有資本控股，但支持非國有資本參股。國企股權的多元化，意味著政府是否單一控制不再是國企的衡量標準，今后對國企的產權性質，更多將通過國有資本的運作識別，不分功能類別產權只能由政府單一控制的時代宣告結束。而多元主體控制國有股份，將為國有企業引入真正機制化的市場因子。

最多紅利 管理體制向管資本轉變

國有資本管理體制的改革，是國企改革方案另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過去，國有資本管理部門該如何管理國有資本，一直是國企改革的爭論焦點。“管人、管事、管資產”的既有模式，雖然圈定了國有資本的邊界，能保證國有資本在控制下運行，卻產生了與市場脫節的問題。用人內部循環，資本使用效率不高等問題，均由此產生。

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提出了“管資本”為主的改革思路，讓國有資本蘊藏了最多的改革紅利。這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一方面，《指導意見》提出改建、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作為國有資本市場化運作的專業平臺。今后，將建立“國資委——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國企”三層結構，同時開展政府直接授權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職責的試點，這意味著，國資委作為出資人，將在相當程度上只履行監管責任，市場業務將交由專業化隊伍完成。由此，規模超過30萬億元的國有資本將與市場更直接對接，從而激發市場活力。僅僅是推動國企在集團層面整體上市，即已為資本市場提供了許多投資空間。可以想象，在國有資本與市場更緊密對接后，從實體經濟到虛擬經濟，都將獲得新的增量資金和投資機會。

另一方面，《指導意見》要求推動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優化配置，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清理退出一批、重組整合一批、創新發展一批國有企業。這意味著，部分國有資本將加大向創新型、新興戰略型產業的投資，使這些產業得到更多發展機會，同時，還將退出產能過剩、效益不佳的產業。這將為本已飽和的傳統產業騰出空間，讓這些產業中的資本得到更大的調整、轉型和發展空間。

而最重要的是，國資體制改革方案提出了穩步將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所屬企業的國有資本納入經營性國有資產統一監管體系，具備條件的進入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要求。這其實是將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所屬企業的資產納入了國有資本監管體系，首次正式明確了黨政資產與國有資本一樣同屬于全民資產，突破了以往的管理認識，這不僅有助于對黨政資產實施規范化管理，在國有資本上繳公共財政比例逐年提高的情況下，還增厚了國有資本用于公共服務和民生的能力。就此而言，國資管理體制改革不僅旨在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更好服務于經濟，還具有鮮明的惠民導向，拉近了改革與百姓的距離。

最重機制 增加市場選聘比例和監管

監管是否到位，決定著國企改革能否順利推進。《指導意見》和歷次討論審議國企改革的中央深改組會議，都把規范決策程序，防止暗箱操作和國有資產流失視為重中之重，針對現實問題，新一輪國企改革方案有許多突破性設計。

其一，用人制度改革打破內部人控制。盡管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已近20年，但基于行政的主導性，不少國企的現代企業制度只具外殼，而不能轉化為有效的運行機制。目前央企公示的高管中，外部聘任的只有11%。內部人控制，不但容易出現集體腐敗，還容易導致權力失衡。中央巡視組對大型國企巡視檢查所揭露的問題，已表明了國企用人制度的弊端。國企改革方案提出，根據不同企業類別和層級，實行選任制、委任制、聘任制等不同選人用人方式，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這有助于董事會發揮應有作用，遏制權力失衡導致的腐敗。

其二，薪酬分配機制改革打破官本位。《指導意見》提出，要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實行內部培養和外部引進相結合，暢通現有經營管理者與職業經理人的身份轉換通道。與國企負責人限薪改革相對照，由官員身份轉換為職業經理人，國企負責人才有望拿到市場化薪酬，這有助于打破國企負責人的官本位迷思，向企業家方向轉變。

其三，股權改革引入市場化監管機制。國企改革方案中，對各類國有資本之間相互參股、國有資本向非國有領域投資、國有企業引入非國有資本等有著重表述。無論是央企之間互相參股，央企與地方國企互相參股，還是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互相參股，都不僅能起到盤活國有資本、擴大非國有資本投資渠道、為市場增加增量資金的作用，還能起到以市場化機制對國有資本進行多元監管的作用。這有助于國有資本在大規模進退之間，被及時跟蹤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情況再度出現。

其四，為國資管理者設置權力清單杜絕漏洞。過去之所以存在國有資產監督不力的情況，主要原因在于國資管理者監管功能不突出，以至于既有監督資源分散，又有多頭重復監督的問題。為此，《指導意見》提出，國資管理部門要建立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責權利各歸其位和問責機制的強化，將大大提高國有資本的保全能力，減少因國有資產流失導致國企改革變向的可能。

最大挑戰 國企資源能否與市場共享

是改革就有陣痛。歷史表明，每一次國企改革都伴隨著各種風險。中小型國企私有化浪潮涌動時出現的下崗潮，等等，都曾影響了國企改革的節奏和力度。新一輪國企改革，盡管有清晰的路徑設計，但同樣會面臨風險和挑戰。《指導意見》歷經22個月才醞釀成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改革的復雜性。能否在現有利益格局內部形成改革合力，決定著新一輪國企改革的順利程度。

比如，對商業類國企實施分類改革，需要更細致的前端操作細則。許多國企擔負著綜合性社會功能，如何界定其功能劃分類別需要有權威標準。此外，還要消除商業性國企向市場化方向邁進過程中，引發的影響地方經濟、就業率、財政收入等擔心。此前地方試點中，除上海等地之外，多數地方按兵不動，已然表明地方對國企改革的復雜心態。

又如，在國資委只負責履行出資人身份之后，國企的人和事，需要能夠替代的監管者。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通過內部培養和外部引進，讓更多國企負責人從官員身份轉變為企業家身份，是一種途徑；讓職工代表大會、董事會等發揮應有作用，也是一種途徑。無論采取什么方式，加強對國企的監管，都需要更剛性的激勵監督措施。

再如，引入非國有資本，是國企改革推動股權多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此前國企打破“玻璃天花板”，引入社會資本的努力，尚未取得預期效果。不少非國有資本特別是民營資本，對參股國企仍有疑慮，擔心錢投進去卻得不到相應的話語權，擔心國企的行政主導慣性難以更改，會影響回報預期。消除這種擔心的最好辦法，是讓現代企業制度在國企切實落地。如何平衡行政主導機制與現代企業制度之間的關系，需要出臺更具體的方案。

而最關鍵的，是國企、特別是商業類國企手中掌握的資源，能在多大程度上與市場共享。包括政府資源、銀行資源在內的資源，是許多國企形成壟斷地位的基礎。過去這些主要資源只在內部共享，并形成了或隱或顯的利益共同體。這在市場高度成熟但不能展開充分競爭的電信業等領域表現得尤其明顯。基于對壟斷利益的維系需要，這類國企通常缺乏主動讓市場共享資源的積極性。如何甄別這類國企對相關產業的戰略性職能，以保證產業發展的穩定性和國家經濟安全，同時將其非戰略性經濟功能部分推向市場，讓更有創新能力的民營企業獲得同等發展機會，需要根據不同企業的類別、層級、功能，出臺縝密的操作方案。

盡管國企改革面臨不少挑戰，但挑戰正是國企深化改革的原因。而總體來看，新一輪國企改革頂層設計在橫縱兩個方向為改革的順利推進奠定了基礎。橫的方向基于現實，縱的方向有所突破，二者共同構成新一輪國企改革的基本邏輯。因此也可以預期，隨著改革的層層推進，改革紅利也將逐漸釋放。

中辦、國辦日前印發《關于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意見明確提出了此次改革的總體目標和原則要求，并重點從內部組織架構、績效和薪酬考核、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組等多方面作出了具體部署，為我國進一步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改革發展、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促進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意見的貫徹和實施，對于新形勢下提升文化軟實力，參與國際文化競爭，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具有重大意義。

堅持社會效益優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國有文化企業改革必須堅持的基本準繩，而且“越是深化改革，越是創新發展”，越要保持定力、堅持準繩。意見強調，文化企業提供精神產品，傳播思想信息，擔負文化傳承使命，必須始終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國有文化企業作為發展文化產業，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力量，必須著力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在推動兩個效益相統一中走在前列。

此番指導意見的出臺，表明中央對文化改革發展中堅持社會效益為首，實現“兩效統一”問題始終高度重視，對于文化體制改革實踐中出現的“社會效益軟指標、經濟效益硬指標”“唯票房、唯收視率、唯發行量、唯點擊率”等種種“跑偏”“軟骨”問題絲毫不回避、不含糊。在當前國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和大框架下，對文化企業的例外需求和發展規律給予了充分尊重。

文化企業既要持續健康發展，同時也要堅決把牢導向。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無論改什么、怎么改，導向不能改，陣地不能丟。”導向把不牢，陣地守不穩，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與產業屬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處理不好，哪怕稍有含糊，就會偏離改革初衷，背離文化改革發展的基本原則，引發一系列嚴重的“多米諾效應”。強調內容導向與堅持市場規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二者可以也一定是辯證統一的。

國有文化企業改革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實現“兩效統一”的原則要求，需要著眼全局、內外兼修、同時著力。既要完善文化企業內部運行機制，也要營造良好外部環境，既要充分尊重企業法人主體地位和自主經營權，也要有效發揮政策引導調控作用。要完善企業內部運行機制，推動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完善資產監管運營機制和評價考核機制，發揮文化經濟政策引導、激勵和保障作用，健全企業干部人才管理制度，加強企業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加強組織領導。

方向已明，路徑已清。各地區各部門應立即行動起來，進一步細化分解任務，明確政策措施，加強督促檢查，切實抓好落實，推動國有文化企業快速發展布局，成長為建設文化強國的主力軍，鑄就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長青基業。

【促進國有企業積極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是超越私有制邏輯，讓其作為市場主體更獨立、更理性的重要基礎】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從總體要求到分類推進，從現代企業制度到混合所有制經濟，作出闖關奪隘的全方位部署。其中明確強調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企業就是企業，國企在競爭浪潮中無懼風雨、茁壯成長，首先要真正成為獨立市場主體。

國企如何成為真正獨立市場主體？黨的領導是重要的一環。對此，有觀點認為，黨管國企不利于自主經營，不利于企業按照市場規律辦事、創業。類似的誤解可以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從計劃時代走過來的國有企業，在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過程中，黨的領導“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決不能人為把兩者對立起來。

其實，《指導意見》強調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主要突出的是“政治核心作用”，包括黨管干部原則，重點在于把方向、講政治，而不是說要介入具體的生產經營決策，更不會重蹈“外行指導內行”的覆轍。實踐也已充分證明，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更有利于國企施展開拳腳，放手搏擊。

一方面，現實中一些國企存在的不正之風、貪腐之氣，要靠從嚴管黨治黨的藥方來治。15日下午傳來消息，中信證券部分負責人涉嫌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接受調查。而此前公布的中國移動整改情況的通報中，種種寄生性、家族式的利益輸送觸目驚心；中海油查出個別領導吃里扒外，多達40人“貼著海油做生意”。任人唯親、權錢交易，因人設崗、蘿卜招聘，優質的國有資產淪為“唐僧肉”，這般軟弱渙散如何成為市場主體？又何談獨立競爭？

或許有人說，成功的民營企業僅靠現代企業制度也能夠實現高效運轉，杜絕腐敗行徑。暫且不論發展實際是否如此，單就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社會責任來講，國企便不同于民企，追求的不僅僅是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而是全社會福祉的最優化。比如稅收與紅利的上繳，高管薪酬結構的調整，基層員工福利的改善，都需要黨組織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發揮好“政治核心”的作用。

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在宏觀調控中“講大局、舍小利”也離不開黨組織的堅強領導。與西方國家“政策—企業”的調控模式不同，社會主義宏觀調控同時倚重國企領導人員的忠誠意識，靠政治紀律與經濟規律實現大政方針的雙重傳導。從自發到自覺，促進國有企業積極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這是超越私有制邏輯，讓其作為市場主體更獨立、更理性的重要制度基礎。

當然，黨建的加強不是單向度的強化，而是全面的升級，包括對國企領導人員的日常監督管理、綜合考核評價，人才強企戰略的體制機制建設，反腐倡廉“兩個責任”的落實。置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維度上理解，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指向的是“企業家才能”的培育與發揮。當一大批“講政治、懂業務、善經營”的新型企業家充實到現代國企管理一線，企業市場主體地位才能真正奠定，做大、做強、做優的改革目標才能最終實現。

黨管經濟、黨管金融，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重要的實現形式。當前，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仍然不小，深化國企改革的大幕徐徐拉開，根治內部人控制、國有資產流失的痼疾，走向大國強企的未來，助力中國制造水平邁向中高端、經濟增長實現中高速，需要我們將黨管國企的原則更好地落實在行動中。

【加強國有資本的監管，不是把國有資本放在溫室中保護起來，而是讓國有資本在市場中保值增值。】

國有企業改革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攻堅難點所在。各方對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有著強烈的預期。中央制定和出臺《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把三中全會《決定》中所提出的國有企業改革基本原則進一步做實，對國有企業改革進行了頂層設計。這份頂層設計的文件，將成為國企改革的標志性文件。

客觀地看，國有企業改革涉及多方面的情況，面臨多方面的任務。從現實情況看，恐怕監管的轉型是其中最為急迫的。一方面，監管既涉及政府，也涉及國有企業，是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一個核心；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監管領域的矛盾與問題也相當突出，某些方面已經引發社會的強烈不滿。既要發揮國有企業作用，又要約束國有企業，就要求把國有企業、國有資本的監管擺在突出位置。正是這樣，這份文件把“堅持增強活力和強化監管相結合”作為基本原則之一，并且明確指出，這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把握的重要關系。

從現實情況出發，以管資本為主推進國有資產監管轉型，需要盡快推進相關措施的落地。

一是在國企監管上制定并出臺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這兩個清單意義重大，尤其是在簡政放權的大背景下，需要通過兩張清單理清傳統體制下不清晰的政府和國有企業關系。在制定和實施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中，首先要遵循法治化原則，法無授權不可為，對現有的監管機構，要明確權力邊界和責任主體。為此，需要盡快出臺《國有資產法》。其次要實施專業化的監管，國有企業的分布領域及形態多樣，專業特點突出。這就需要改變以行政監管為特點的監管模式，加快構建專業化的監管體系。最后需要實施分類監管。改革方案明確把國有企業分為公益類和商業類，對兩類國有企業分類改革、分類發展、分類監管、分類定責、分類考核。因此，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未必只有一個，而是需要分類制定和分類實施。

二是在監管中加快市場開放。國有企業改革難，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不少企業憑借行政壟斷，獲取大量利潤。日子好過改革動力哪會強。加強國有資本的監管，不是把國有資本放在溫室中保護起來，而是讓國有資本在市場中保值增值。這就需要盡快放開市場，尤其是服務業領域的市場，使各類社會資本能夠自由進入這些領域，平等競爭。在市場開放進程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突破口，在實踐中可以采取多種形式。既可以在國有企業中引入社會資本，也可以把國有資本投入民營企業。

三是從主體監管為主轉向主體監管與業務監管并重。分類改革為國有企業改革拓寬了空間。但在實踐中，公益性和商業性恐怕同時存在的國有企業更多，截然分開的難度并不小。尤其是在混合所有制實施中，母公司公益性，子公司商業性等比比皆是。不少公益性國企甚至還經營酒店這樣的競爭性業務。要提高監管效果，有效地管理資本，就需要盡快明確監管對象，從監管企業主體為主轉向同時監管企業主體和經營業務。商業性業務按著商業性標準來監管，公益性業務按著公益標準來監管。

四是對國資管理體制進行重構，提高監管效果。國資管理部門要實現從“管人管事管資產”轉變到“管資產”，涉及部門定位、職責權限等一系列的調整。這就需要對現有的國資管理體制做出重大調整。首先要盡快推進國有資本投融資平臺建設，使國資委擺脫“婆婆”的角色；其次，對國資委的體制安排需要做出謀劃。可以考慮擴大其管理范圍，構建涵蓋金融資產、行政事業單位資產在內的“大國資”體系，確保國有資產監管的全覆蓋。

□匡賢明（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所所長）

深化改革不停頓,攻堅的號角不斷吹響。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對新時期國企改革的基本原則、目標任務、重點舉措等進行全面部署。這份綱領性文件的出臺,為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也標志著新一輪國企改革正式拉開了序幕。

國企改革是個長期、艱難的探索過程。改革開放以來,從國有中小企業改制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到建立規范的董事會試點,改革步伐從未停止,國企面貌發生巨大變化。總體上看,國有企業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運行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也要看到,國有企業在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布局結構等方面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深入推進國企改革,是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國人民的熱切期盼。

把穩航向好行船。30多年不平凡歷程告訴我們,只有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國企改革才能不斷深化、漸入佳境。新形勢下,啃下國企改革這塊“硬骨頭”、打好這場攻堅戰,更加需要堅持正確方向,蹄疾步穩地向前推進。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把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作為根本要求。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深化國企改革,實質是保護好、使用好、發展好國有資產。通過改革,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既能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又能積極促進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推動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從而實現“兩個毫不動搖”的有機統一。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把國有企業打造成獨立市場主體。多年來,國有企業存在政企不分、國資監管機構監管過多過細等問題。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只有遵循規律,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堅持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相結合,才能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市場主體,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依法落實企業法人財產權和經營自主權、推動企業完善市場化經營機制推進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商業類國有企業按照市場化要求實行商業化運作……“市場”一詞在《指導意見》中出現30多次,是貫穿全文的一條主線。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就能充分激發企業活力,在激烈競爭中不斷提升市場競爭力和發展引領力。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把握好增強活力與強化監管的關系。活力是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動力源,是國有企業效率和競爭力的生成基。監管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遏制腐敗的防護網,是國企改革發展順利向前推進的重要保障。增強活力和加強監管,有機結合、不可偏廢,統籌兼顧、雙輪驅動,才能確保國有企業改革行穩致遠、取得實效。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這是改革必須堅守的政治方向。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國有企業的本質特征。當前,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攻堅期和深水區,需要調整的是深層次的各種利益關系,需要破解的是各種頑瘴痼疾,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前所未有。改革越向縱深推進,越要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更好發揮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為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證、組織保證和人才支撐。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持積極穩妥統籌推進的科學方法。國企改革覆蓋面廣、任務重、難度大,尤其需要把握好次序、節奏、力度,堅持分類推進,不急進、不冒進。正確處理推進改革和堅持法治的關系,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正確處理搞好頂層設計和尊重基層首創精神的關系,對癥下藥、精準發力,從而確保各項改革任務有序推進。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現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有了清晰明確的“施工圖”,關鍵在于落地落實、務求實效。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增強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韌勁,扎扎實實把改革舉措落到實處,新時期的國企改革必將譜寫新篇章,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國有骨干企業,必將為中國故事寫下新的時代注解。

中國正在迎來拼搶“科技紅利”的時代:無論是國家領導人還是田間地頭的農民,都已經認識到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從中央到地方,鼓勵科技創新、吸引高層次科研人才的政策正在密集出臺；從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的人丁興旺,到上海建設“全球科創中心”的戰略雄心,到處都能感受到當前這股科技創新的熱度……

不過,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查發現,雖然很多科研院所在新常態下由冷清變紅火,中國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仍處于配角的地位,尤其國企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數據顯示,美國、日本、德國等國的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普遍在2%以上,而中國僅為0.93%,且大部分經費沒用于自主創新。

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在宏觀層面,科技實力決定著世界政治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也決定著各國各民族的前途命運；在微觀層面,一位農民的收成、一家企業的效益,都與科技含量的高低密切相關。在中央提倡“萬眾創新”的大背景下,廣大企業尤其是國企應該成為引領科技創新的排頭兵。

很多人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經典論斷都不陌生,但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相較而言,一些面臨轉型焦慮的民企在擁抱新技術時更加堅決,科研投入更下血本。比如,華為每年10%左右的營業收入投入到研發、近一半員工約7萬人從事與科研有關的工作；生產無人機的高科技“黑馬”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則每三人就有一名是研發人員。

從報道來看,就連一些種糧大戶也都開始通過組建無人機植保隊的方式,提高生產效率；一些在經濟轉型背景下處境艱難的民營企業,更是將科研創新當作了從困境中突圍、實現彎道超車的法寶。在曾以勞動密集型民企為主的“世界工廠”東莞,目前已有六成工業企業啟動“機器換人”計劃,今年底將有兩個無人工廠投入使用……同樣身處改革大潮之中,不少國企的反應則略顯遲緩,科研投入不主動不積極,有必要迎頭趕上。

近些年,我國的科研實力確有明顯增長,但一直存在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力、不順、不暢的痼疾,其中一個重要癥結就是科技創新鏈條上存在著諸多體制機制關卡,有不少科研成果難以轉化為企業的生產力。這就像接力賽一樣,有時候科研院所的第一棒跑到了,但卻沒有企業來接棒,科研人員千辛萬苦搞出的創新成果“養在深閨人未識”——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遠低于發達國家40%的水平。

正因如此,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必須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消除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使創新成果更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尤其國企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增加科研方面的人力財力投入,加強與科研院所的合作,主動推動科技與發展的深度融合,進而打通從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通道。

事實上,中共中央、國務院剛剛發布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也明確提到了國有企業應該在引領科研創新方面更有作為。比如,《意見》強調,要發揮國有企業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制造強國戰略中的骨干和表率作用,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重視培養科研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當前,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斗,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強大的科技創新力量。讓科技創新成為促進中國經濟爬坡過坎的引擎,讓更多民眾享受到“科技紅利”,需要廣大企業尤其是作為“脊梁”的國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在引領科技創新上邁出實實在在的步伐。

改革，飄揚在發展前沿的旗幟

——經濟體制改革邁出關鍵性步伐

9月13日，人們期待已久的國企改革頂層設計——《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正式對外公布。

在此之前，9月1日，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兩大利好政策公布——設立600億元中小企業發展投資基金，調整固定資產投資資本金比例；9月11日，《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

行至關鍵之年，改革蹄疾步穩。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從簡政放權的扎實推進到市場活力的充分迸發，從自貿區的擴圍升級到“一帶一路”戰略的穩步實施——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觸及中國社會各個領域。

蓄勢謀遠：重大戰略引領改革全局

戰略勝，則全局勝。

改革之進，得益于對形勢的戰略判斷。“四個全面”統領改革全局，是全方位、立體式的“整體性改革”，是政府改革與社會改革同步推進的“主動式改革”，是自信有為、主動擔當的“大國氣派改革”。

經濟新常態，這一深刻的戰略判斷讓改革巨輪方向篤定。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階段，實現制造業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升級發展，從過度依賴投資拉動到消費和投資協調拉動的轉換，是一個充滿陣痛、十分艱難的過程，其間經濟增長難免有波動起伏，這是調整轉型時期的一種正常現象，用中醫的話說是“脈象”——李克強總理日前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對新常態的闡釋彰顯冷靜與自信。

不再單純追求速度，而是把改革重點放在提質增效上，放在結構調整上，咬定青山不放松。

這是“形”與“勢”的辯證法。形有波動，勢仍向好。對經濟短期波動，采取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準調控，適時預調微調。既落好眼前的每個子、有針對性地出招，又留出后手、謀勢蓄勢，促進經濟長期健康發展。

這是“量”與“質”的辯證法。服務業已占中國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60%。為提質增效，改革政績考核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為鼓勵創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破除制約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制度環境。

這是“危”與“機”的辯證法。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國經濟運行遇到不少困難和挑戰，投資增長乏力、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產能過剩問題突出、金融風險加大、國際市場疲軟。而新常態又蘊藏新機遇、展現新前景，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就能實現中國經濟由大到強的歷史性跨越。

精準發力：圍繞一條主線綱舉目張

一引其綱，萬目皆張。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準確把握這個“綱”，決定著改革的全局和成敗。

“如果不是簡化了審批程序，我最少要跑兩個月。這次申報材料比過去少了23套。”四川萬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廖倫說，公司僅用兩天就辦好了建筑工程施工許可證。大幅取消行政審批事項，從老百姓反映最強烈的審批事項著手改革——

兩年多來，國務院部門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500余項，本屆政府承諾減少三分之一的目標提前兩年多完成；投資核準事項中央層面減少76%，境外投資項目核準除特殊情況外全部取消；中央層面取消、停征、減免42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每年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近千億元……

政府帶頭自我革命，加快減政放權，開出“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厘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從“三張清單”到財稅、金融、投資、價格體制改革，每一項都圍繞“主線”展開——讓政府更有為，讓市場更有效。

財稅體制改革破冰前行，8月，歷時10多年修法之路的預算法終獲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預算管理體制改革取得了關鍵性突破。稅制改革緊鑼密鼓，消費稅政策加快完善，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科學劃分提上日程。

金融改革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加速推進，民營銀行成立門檻進一步放寬，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至全國。

投融資體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PPP模式廣泛推進，新型投資項目核準制度加快建立，《政府核準和備案投資項目管理條例》更是充分體現了投資審批制度的最新改革成果。

國企改革邁入關鍵之年，《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將國企推向改革前沿，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讓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

政府與市場各歸其位，讓市場活力充分迸發——通過簡政放權、商事制度等改革，每天有1萬多家新企業注冊成立，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截至5月底，全國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達2.6億人，比2014年底增加1335.6萬人；其中，第三產業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比2014年底增加1058.2萬人，占增加總量的79.2%。

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91.2%的受訪企業對簡政放權等改革表示“滿意”和“基本滿意”，74.5%認為“政府效率提高”。

篤行務實：問題導向破題改革難點

唯其艱難，更顯勇毅；唯其磨礪，始得玉成。

改革之實，重在問題導向，對癥下藥。

一個個問題跟進解決，改革向更深層次推進——

針對放權不到位問題，簡政放權再發力。10月1日起，全面實行“一照一碼”登記模式，企業辦照時限由近30個工作日縮短至3—5個工作日。

針對企業負擔重、融資難問題，財稅體制改革再加碼。營改增試點助力企業減負，出臺政策為小微企業減稅，探索連接稅、銀、企三方。一季度，216萬戶小微企業享受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政策，減免稅額51億元，受惠面在90%以上。而600億元中小企業發展投資基金的設立，更是為草根創業提供了廣闊機遇。

針對民營企業反映市場壟斷問題，價格改革攻堅全面提速。去年以來，國家陸續放開電信業務等商品和服務價格，正在修訂的中央定價目錄比2014年減少60%左右。廣東、天津、河南、河北、福建、吉林等省市具體定價項目減幅均在60%以上。

針對股市波動引發的擔憂，證監會積極重點查處涉嫌操縱市場的重大案件，穩妥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加快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的市場化改革，給市場一個明確信號：改革不會停滯。

國有企業改革、資本市場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改革、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兩年多來，一些涉及深層次利益調整、多年未有進展的改革，得以強勢推進，一些直接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突出問題，正在從體制機制上得到破解……

改革之實，意在民生為本，富足倉廩。隨著《關于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公布，3000多萬機關事業單位在職職工、1500多萬退休人員將迎接全新的養老模式。社會保障、教育、醫藥、收入分配等改革，將公平正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改革之實，貴在抓鐵有痕，步步為營。今年以來，國務院督查組強化跟蹤督查，對改革進行階段性評估，及時跟蹤研判，不斷完善改革方案，讓改革舉措落地生根。

志不求易，事不避難。

從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出發，一幅壯麗的改革長卷正在中國展開，每一章都凝聚著智慧和勇氣，每一處都迸發著革故鼎新的磅礴力量。

中國，改革的旗幟飄揚在發展的前沿。（光明日報記者 馮蕾楊君）

日前印發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是在我國新的發展階段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行動綱領。隨著總體方案的出臺，國企改革的目標、步驟、方向、重點進一步明確，我們要扎實推進各項改革，不斷完善體制機制，盡快讓國有企業的筋骨強健起來、讓國有經濟的活力迸發出來。

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繁雜的系統性工程。一方面，國有企業本身體量巨大、情況復雜，對國計民生有著較大影響，需要更多元精準的改革手段，更有力地把控改革風險；另一方面，國有經濟涉及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上到經濟建設、下至群眾就業，改革需要兼顧的因素多、難度大，需要統籌推進。而且，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國家有類似成型的經驗可以為我所用。面對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的艱巨任務，我們必須按照《指導意見》的要求，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關系，處理好搞好頂層設計和尊重基層首創精神的關系，把握好改革的次序、節奏和力度，確保改革有進展、見實效。

一是要突出問題導向。有什么問題，就改什么問題；什么問題突出，就重點改什么問題；通過剖析一個問題，解決一類問題，多點出擊、分頭擊破、精準施策。二是要注重改革舉措依法依規。改革進程中，一些存在多年的體制機制藩籬必然要打破，這些深層次的改革既要堅定不移，亦要于法有據，應在法治保障下促改革。三是要關注基層創新。企業和企業有差異，問題和問題不一樣，深化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已經明晰，各地各部門也應因地制宜、因企施策，多發現基層改革中可借鑒、可推廣的經驗和亮點。四是要注意統籌全局。任何一項改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聯系的，國企改革更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相關法律是否恰適？社會職能如何轉移？遺留問題怎么解決？信息公開能否到位？保障國企改革順利進行，還需要更多領域的改革統籌協同推進。

改革從來都不會是一帆風順，必須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攻堅克難；改革也不能耍“花架子”，必須穩扎穩打、務求實效。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方向已經明確，想好了就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凝心靜氣、凝神聚力，少走彎路、少交學費，層層推進、分類推進，打好這場國有企業改革攻堅戰。(經濟日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