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過于迷信行政禁令

從1日起，由商務部和國家發改委聯合頒布的《餐飲業經營管理辦法(試行)》正式實施，并首次明確規定“禁止餐飲經營者設置最低消費”。1日，記者走訪廣州多家餐廳后發現，不少餐館經營者以增加包房最低使用人數限制來應對新政。比如原來包房最低要求達到6人，如今就要求人數需達到8人至10人才能使用包房。（11月2日《廣州日報》）

之前，“不得設最低消費”已有明確的法律解釋，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明確，餐飲行業“包廂設置最低消費、禁帶酒水”屬于服務合同中的霸王條款，消費者如發現，有權對其進行起訴。在民事維權的路徑被放開的情況下，商務部和國家發改委頒布部門規章，使得“餐飲經營者設置最低消費”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同時，規章也可能在多數餐飲企業的“靈活應對”中面臨失效的風險。

短短兩天，新政的短板就顯露無遺，這邊剛規定不得設置最低消費，那邊就以消費人數作為門檻，變相設置了最低消費，從而讓新政有流產之虞。如此看來，相比于復雜的市場行為而言，過于簡單化的新政要發揮作用，還需要更為詳細的配套措施。

在長期的消費習慣和市場規則下，治理最低消費顯然不是“一禁了之”就能解決的。如同“中國式過馬路”等積弊一樣，行政管理要避免違背客觀規律和現實基礎的單兵突進，有時候明確的權利和義務界定，以及給予暢通的權利維護通道，遠比行政的“親力親為”更為有效。

相比于國外，在現有的法律構架中，其實往往強化行政作用而弱化權利保護。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之中，民事責任往往讓位于行政和刑事，甚至用行政處罰代替民事賠償，使權利無以獲得真正的保護。

無論是環境治理，還是生態保護，無論是食品安全，還是產品侵權，往往都是行政處罰“一罰了之”，民事賠償路徑不通，而懲罰性賠償又嚴重缺位，即便罰得傾家蕩產也似乎與維權本意相去甚遠。這與國外的“先個人后行政”的模式完全相反，當個人權利無以得到優先保障之時，其實也就從根本上扼殺了維權的積極性。這也是為什么，一些法律看起來立意不錯卻流于形式，根本上看來還是立法的方向出現了偏差，并未能成為真正的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