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歲月號”沉船事件已經過去十多天，相關善后工作仍在緊張進行中。

昨天上午，韓國國務總理鄭烘原召開緊急發布會，在對政府事先預防和事后救援方面的疏漏表達歉意的同時，他宣布承擔全部責任，辭去現有職務。這一舉動不僅引起韓國各界一片嘩然，也讓世界各國頗為震驚。

如此高級別的行政官員引咎辭職，雖然并不常見，但細數起來也不是沒有。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像鄭烘原這樣在具體事件中站出來，全權承擔責任、引咎辭職的情況極為罕見。正是這種特殊性，加劇了這一決定的轟動效應。

全球輿論場上，有關鄭烘原引咎辭職的討論不斷積聚。很多人認為，反思重大災難事件的發生原因，勇于承認問題并擔負責任，體現了一種擔當。但也有不少人對辭職行為表示質疑，覺得引咎辭職等于撂挑子，在事件善后尚未結束時辭職是在逃避退縮。

客觀來看，鄭烘原引咎辭職的誠意是無可置疑的。如同鄭烘原在發布會上所述，在事故發生后，他就想到要引咎辭職，但彼時的首要任務是救援。目前，沉船事件處理已進入尾聲，可以看到，選擇在這一時間對外宣布辭職決定，并不是在有意推卸責任。事實上，站在現代政府責任體系的角度，即便鄭烘原在更早的時候提出辭職，只要其應盡的責任沒有完成，就有義務在承擔全部責任后卸職。引咎并不對應責任承擔的終止。在這個層面上，視引咎辭職為逃避責任有失公允。

本質上，引咎辭職是國家政治制度之外的一種行為。換句話說，即使一個國家在機制上構建了“引咎辭職”這樣的退出機制，也不存在一種強制性規定，明確在什么情形下必須引咎辭職。因此，官員引咎辭職更多是個人選擇，大的背景是一個國家或政黨的政治倫理。

促使官員選擇引咎辭職的原因有很多。常見的情況，有出于個人因素的私生活丑聞曝光、被國內機構彈劾追訴，也有迫于國內外政治壓力。總體而言，盡管引咎辭職是一種自責并負責的表現，但大部分時候，引咎辭職仍然是一個非常被動和無奈的決定，或者更確切地說，選擇辭職未必就是當事人愿意的，其背后夾雜著政治權衡等多種復雜因素。

相比之下，鄭烘原的辭職可能更為“純粹”。雖然我們無法知悉所有致使他選擇辭職的現實因素，不能排除與這個決定密切聯系的，韓國傳統文化、內部政治角力等等的影響力，但必須看到的是，就性質來說，沉船事件不能算足夠引發政治震蕩的事件。在這個前提下，仍愿意擔負責任，并不惜為此付出政治生命本身，需要的已經不僅僅是勇氣。更大程度上，這是一種出自個人良心的，符合政治倫理的政治擔當。站在國家的高度，它是對國民負責，甘愿承擔道義追究的表現。

至于事件處理本身，需要區分的是，引咎辭職并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對國民負責的方式也并非引咎辭職一種。不過，縱然在具體問題上可以有不同的選擇，都必須正視和承認，引咎辭職已是現代政治的重要內容，是政治倫理的一種體現。

韓國客輪“歲月”號沉沒的悲劇實在太令人痛心!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人禍”。

“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從目前披露的情況看,導致這場船難的各種原因,曾有許多機會加以消除或防范。但最終,所有機會都被錯過。

沉重的警鐘,絕不僅僅在為韓國敲響。關注韓國船難,不能止步于觀看。

中國擁有比韓國更多的江河湖海,每日僅在長江流域穿梭往來的滾裝渡輪和客輪就不計其數。是否需要自問:“歲月”號的安全問題,我們有沒有?“歲月”號沒有的安全問題,我們又有哪些?我們的滾裝船,有沒有通過改裝強行延長使用壽命?我們的船載集裝箱和汽車等貨物,是使用鐵鏈還是普通繩子固定?我們的運輸管理,存不存在記錄不規范、亂填乘客人數、私自低價載貨等情況?船長和船員的職業操守和應急培訓,我們具體在如何進行?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全國中小學校曾普遍展開緊急疏散訓練和安全常識教育,現在,還有多少學校在堅持?

韓國同時也在檢討救援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最初的信息溝通為何一度混亂?政府如何指揮救援才算真正給力?遇難者和失蹤者數據統計為何一再出現差錯?從青瓦臺到媒體和全社會,韓國以更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系,不留情面地深入尋找政府治理能力、公共救援機制、國民素質精神等方方面面的差距與不足。

實際上,這樣重大的突發船難,這樣復雜的多頭救援,不管國家多么發達,治理多么成熟,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差錯和混亂。在韓國媒體披露救援中種種問題時,記者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明知必遭媒體和民眾批評,但韓國政府一發現統計數據出錯,仍然迅速更正。以信息準確透明為第一考量,而不考慮改錯給自己“面子”帶來的消極影響,這種拒絕遮掩的態度,值得我們尊敬。

目前,韓國朝野對船難的問責中,不斷出現系統進行國家層面改革的呼聲。已有議員呼吁:“將改革作為社會革新的信號,建構以國民生命和安全為最高價值的國家框架”。韓國總統樸槿惠近日強調,公務員要做到“責任行政”以取得國民信任。可以預見,“歲月”號沉沒事件已超越單純的安全事故本身,勢將成為韓國下一步社會改革的開始。

從搜尋馬航失聯飛機,到搜救“歲月”號失蹤者,隨著時間一天天消逝,希望在一天天變成失望。人們不得不痛切地承認,在大自然面前,再先進的技術也有其無能為力的局限性。悲劇一旦發生,無論我們的主觀意志多么強烈,都不太可能沿著我們希望的方向出現戲劇性轉折。

未來的我們,會有更先進的技術、更完善的規章。但我們必須牢牢記住,我們的主觀意志雖左右不了悲劇的結局,卻可以改變悲劇發生的原因。決定每一次旅程平安的首要因素,始終是人,尤其是掌控我們旅程者的素質和責任心。

韓國“歲月號”沉船事件繼續發酵，27日韓國國務總理鄭烘原宣布辭職。韓國政壇以其慣有的“悲愴”為這個巨大的悲劇性事件埋單，引發國際輿論廣泛關注。

坦白地說，“歲月號”客輪沉沒造成300多人遇難或失蹤，韓國政府應急處置、搜救等諸多環節暴露了許多問題，引發家屬憤怒和公眾不滿情緒，政府必須對此負責。

問題是，何種官員該對此負責？是低級別，是部長級還是政府首腦？總理引咎辭職體現了政府最大的問責誠意。鄭烘原在辭職致辭中承認，初期的救援、應對方面有很多問題發生，自己作為國務總理應對此負全責。

鄭烘原的辭職體現出令世人肅然起敬的“東亞恥感文化”——官員敢于對失誤、失職、瀆職負責，極致者不惜付諸自己的生命，以血腥的方式捍衛尊嚴。

筆者首先想到了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盧武鉉總統的政績可圈可點，在任時韓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外交上和金正日舉行了南北首腦會晤。然而，2009年5月，因其妻接受賄賂而遭到調查，遭彈劾而退隱的盧武鉉在老家墜崖身亡，留下“我可以說是清清白白的”“歷史會給我一個公正的評價”的簡短遺書。盧武鉉以這種自戕“震驚”而死的方式，向世人證明自己的無辜，著實讓人唏噓。

無獨有偶，2012年8月，時任總統李明博因為一位7歲女童慘遭性侵而公開向國民道歉；2011年9月，韓國發生大規模停電事故，當時政府主管部門知識經濟部長官崔重卿辭職。

韓國官場盛行的這種“恥感文化”有著深刻的背景。拋卻歷史文化原因不談，二戰后，韓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民主化進程的加速，在大國夾縫中生存的地緣困擾，形成了韓國社會敏感、自尊，而又時時充滿危機的意識。

在民間層面，“恥感文化”折射出民眾有血性。曾記得，幾年前為抗議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有大學生當街絕食斷指抗議。

與韓一水相隔的日本同樣也流行類似的“恥感文化”。2007年，時任農林水產大臣的松岡利勝，因為經費管理混亂等問題被國會問責后，最終不堪壓力上吊自殺。

放眼全球，在西方，國家政治責任追究機制并未表現出東亞模式的血腥，更多地體現于個人尊嚴、問責政治文化和完善的法律規定。

在西方，現代意義的政府問責最早發端于英國。1742年，輝格黨領袖、內閣首相羅伯特·沃爾波，因失去了下院多數的信任而被迫率內閣集體辭職，“內閣失去下院多數信任必須辭職”就成為英國一種不成文的制度。

而今，行政問責已成為西方政治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西方社會已形成一種官員對自己言行和決策承擔責任的文化。從政府到民間，人們已經形成一種政治慣例和習慣性思維，即某官員出現失職、瀆職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損失，或者個人行為不端，該官員就應立即主動出來公開道歉，甚至辭職。

德國是西方把問責制發揮到極致的國家，“政治潔癖”成為正常官場生態。1993年，德國經濟部長默勒曼辭職，原因是他用官方信箋為遠房親戚的一個小發明做廣告；前幾年，德國綠黨主席厄茲德米爾被發現用出公差積累的飛行里程換機票去度假，被迫辭去議員職務。這兩年，從前總統伍爾夫到前國防部長古滕貝格，再到前歐洲議會副議長科赫·梅林，其辭職原因居然是房貸優惠、學術論文造假等在國人看來“雞毛蒜皮的小事”。

回看國內，問責制和“恥感文化”曾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司徒。”《史記·循吏列傳》記載，春秋時期晉國一位一向秉公不阿的典獄長李離，因發現自己錯判死刑而引頸自戕。

最近，劉亞洲將軍在談甲午戰爭時就曾指出，春秋時期，中國人性格陽剛勇武，到處是慷慨悲歌、俠肝義膽之士。秦以后，由于奴化教育，外加元、清兩個馬背民族的奴化統治，中國人的血性幾乎被摧殘殆盡。于是，恥感文化越來越鮮見于官場，令人嘆息。

而今，我們已經建立了一系列官員問責制度，但從實踐層面看，我們官員的問責與擔當意識與西方和韓日還有不小差距，尚處于1.0階段，可謂任重道遠。

向腸河（北京 學者）

【盡管有人理解韓國總理辭職的用意和實際意義，卻還是忍不住下意識叫好，這不是智識問題，而是情緒化影響，只是為了宣泄焦慮罷了。】

“歲月”號沉沒將近兩周，韓國總理鄭烘原選擇辭職。在一個總理職位職責特殊、總理辭職司空見慣的國家，這并不是出人意料的新聞。與之相比，更值得玩味的，是中韓輿論對鄭烘原辭職的不同回應，一些輿論將它與擔當二字畫上等號，而在韓國在野黨看來，辭職恰恰是無擔當的表現。

韓國最大反對黨“新政治民主聯合”27日批評鄭烘原，“不僅完全不負責任還很膽怯”。不論從行政實際運營角度來看，還是從黨同伐異的政治斗爭角度來看，這種說法都自有道理。畢竟，現場打撈工作還沒結束，總理卻先下課，如若總統對新總理提名遇到阻力，政府職能作用的發揮恐怕會打折扣，這對事故處理不是什么好事，這種事此前也發生過。2010年夏秋，李明博總統時期，總理一職曾空缺兩個月，恰逢外交通商部長官也辭職，而新長官上任需總理提名，于是外長也空缺一個多月，任何有實際管理經驗的人都明白這情況多可怕。

另一方面，韓國人知道，總理幾乎就是一個替總統“扛雷”的角色，他沒有人事權和預算權等實權，卻要承擔不相稱的政治責任，上世紀80年代以來，每位總理平均任期不到兩年，大多數扮演者是政治基礎背景相對單純的人士，諸如政治學者和經濟學家。鄭烘原是檢察官出身，韓國第一位女總理韓明淑大學專業是法國文學，她如今的境遇可算例外，也就是因為提拔她的前總統盧武鉉跳崖身亡，現在只能由她擔當當年丑聞的審查和懲罰。

樸槿惠的總統還當得好好的，所以反對黨不在乎鄭烘原，而反復要求樸槿惠為“歲月”號事故向國民道歉，理由是展示她應有的責任感，目的大家都懂的。樸槿惠也懂，所以鄭烘原辭職才是必然選擇，這顯然是對現有政治風險評估后得出的結論，舍車保帥，符合慣例。如此手段更像危機公關策略，如果一定要說展現了對民族國家的擔當，未必完全不行，只是這種擔當到底對國家發展有什么作用？

至于一些輿論，了解韓國政治現實的大有人在，盡管理解韓國總理辭職的用意和實際意義，卻還是忍不住下意識叫好，這不是智識問題，而是情緒化影響，只是為了宣泄焦慮罷了。

【韓國執政黨為避免被迫“內閣總辭職”的風暴打擊，以及避免輿論就此議題上過度發揮，導致失票嚴重，威脅執政地位，必須得有人及時出來擔責，因此才有總理的辭職。】

4月27日上午，韓國總理鄭烘原召開發布會，稱應對“歲月”號沉船事件負責，決定引咎辭職。鄭烘原痛心疾首，泣不成聲，一副“罪人”之狀，令人唏噓。有評論說，鄭烘原的辭職，與韓國官員的知恥文化有關。

其實，鄭烘原的辭職，主要是迫于外界壓力，并不是主動選擇。

韓國政府在“歲月”號事件預防與救援等環節上出現了太多問題。客輪為舊船改造，重心上移，不宜超載，卻長期失監。客船出現傾斜，到開始沉沒之間，足有一個半小時的充裕疏散和逃生時間，卻無一個有效的機構或管理人員行使有效的指揮，船長自顧逃命。政府介入后，前后信息發布矛盾，援救緩慢，力量投入不足。種種問題，連環發生，導致事故危險性的擴大。“歲月”號事件，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是“政府之禍”。

在認定“政府之禍”的問題上，韓國各方政治力量已形成共識。在有的議員敦促下，有關方面作出了“歲月”號為“病船”的報告，直指內閣政府監管不力的弊端，暴露了事件在“防患于未然”機制上存在結構性缺陷。事件發生后，媒體與輿論、民間抗議問責，已經把現政府置于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中，甚至有議員提出了“內閣總辭職”的極端方案。民間抗議者對鄭烘原又是摔瓶子又是潑水，代表了民眾之怒。

在這樣的壓力下，執政的“新國家黨”為避免被迫“內閣總辭職”的風暴打擊，以及避免有人在此議題上過度發揮，導致失票嚴重，威脅執政地位，必須得有人及時出來擔責，必須要進行有效的“政治危機公關”。如果總統為此辭職，對執政黨沖擊實在太大，所以，最合適的擔責者非總理莫屬，鄭烘原即使不愿辭職，也會在各方的壓力下，不得不辭職謝罪。

鄭烘原辭職時機的選擇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辭職非出于“恥感文化”，而出于政治壓力。鄭烘原宣布辭職之時，正值“歲月”號事件發生11天之后、救援工作還遠遠未結束之時，尚有百多人下落不明，沉船打撈等還未全面展開。若沉船事件發生后，韓國政府及時把困在沉船里的人員營救出來，鄭烘原反而會以成功指揮者的形象出現于世人面前。韓國政府曾一度發布過被困人員全被救下的假消息，就表明他們對事件的“反轉利益”的追求是多么急不可耐。對于這樣一個時點上的辭職，韓國有輿論則批其“撂挑子走人”，是不負責任的。

韓國在廉政道德上的確成就非凡，但在鄭烘原的辭職上，如果僅觀察為是一種個人道德潔癖，則是對其政治責任的混淆，忽視了輿論與制度性的“擠出效應”。在鄭烘原之前，已經有多位總理引咎辭職過了，如李海瓚，他們全不是“道德圣徒”的救贖行為。

□和靜鈞（作者系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18日，就在韓沉沒客輪的救援還在緊張進行時，帶領學生搭乘客輪的高中教導主任姜某自縊身亡，其遺書寫道：200多人生死不明，我沒有信心一個人活下去。所有責任都在于我，是我籌劃了此次修學旅行。請把我的骨灰撒在事發海域……在陰間繼續做他們的老師。

姜老師的自殺與遺書，讓人唏噓感嘆。他的死也暴露了災難救援結構上的缺陷：對失蹤者的密集搜索的同時，卻忽略了對幸存者的心理安撫、后續關懷。

一直以來，對于幸存者的心理治療，雖然已進入整個營救系統，卻并未得到立即而有效的執行，甚至還沒有獲得足夠多的重視。那些在冰冷海水中掙扎的失蹤者當然最需要救助，可那些在各種負面情緒中掙扎的幸存者們，政府或者相關機構不能忽略對他們的安撫。從危難中被救助起來的他們，還沒有完全的“安全感”，災難的陰影會籠罩他們很長一段時間。

從心理學上講，幸存者經歷哀慟后會出現悲傷、情緒低落、食欲不佳、失眠等狀態，還會覺得人生失去意義，了無生趣，甚至感到“生不如死”。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幫助哀慟者尋求專業的心理協助，就顯得至關重要。幸存者脆弱的心理狀態，其實讓他們還在“生命線”上掙扎。這種心理在各種災難中都頻頻出現，與死者的生離死別，沒能阻止親人的死亡等等，都讓活下來的幸存者擔負沉重的負罪感。

誠然，韓國政府17日就決定為客輪事故人員提供心理治療服務，這種心理治療甚至是有選擇性的。也就是說，幸存者們同樣應得到主動的關懷、貼身的心理疏導。姜老師的自殺謝罪告訴我們，忽略對幸存者的心理治療，某種程度上也是無法被饒恕的罪過。

面對“恥感文化”濃厚的韓國，姜老師的死其實不難理解。針對韓國這起史無前例的海難事故而言，如何讓那些幸存者真正健康地“幸存下來”，讓他們的心理不再脆弱、不再恐慌、不再自責……對韓國政府及其相關機構來說，應該從姜老師之死中得到警醒，并從此刻起給予高度重視。

馬航飛機失蹤，韓國客輪沉沒，災難總是不期而至。根據官方昨天公布的進展，已經確定18人死亡，278人仍失蹤。海面風大，水溫很低，而且時間已經過去很長，失蹤乘客恐難生還。

沉船事故總是讓人聯想起那部著名的電影——《泰坦尼克號》，當船撞上冰山，當船上的人們紛紛逃命，讓婦女和小孩先走的場景讓人難忘。有時候生活比電影更讓人動容，更為復雜，更能攪動你的內心。韓國的客輪沉沒了，可這里面的一些聲音不應該沉沒。

韓國的“歲月號”客輪16日發生海難后，該船船長和船員比很多乘客先下到救難艇。特別是60歲的代船長李俊石很早就離船，昨天上午他兩次受韓國全南木浦海洋警察署傳喚接受調查，稱對不起船上的乘客和受害者家屬，沒臉面對大家。這一聲對不起是愧疚，是對自己失職的反省。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大難當前，普通人都會恐懼，都會有逃生的欲望。汶川地震時的范跑跑，因為拋下學生先走，受到了道德上的譴責。但是船長先走和老師先走又有不同，國際海事法有明確規定，船長在棄船時必須最后一個離船，發生海難時讓乘客待著別動，自己先溜為快，這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所以這一聲對不起不僅僅是人性的反省，更是對法律規范的一種遲到的認同。一定要記住，領導不能先走！

還有一些聲音值得被記住，不是來自于憤怒，而是來自于理性。在事故發生之初，當有人披露船長先走的時候，一名韓國網民說，“總統應該緊急下令，把這家伙抓起來直接死刑”。在一片附和聲中，有韓國網民留言說，“這是對個人名譽的最大損害，在得到正式確認之前，能不能不寫這種推測性的新聞？上一次西海沉沒事故的時候，也說船長先跑了，后來發現根本不是這么回事，但是對那位船長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損害。現在做這種報道有什么必要？首先救人命才是重要的，等到確認了再批評也不遲。”現在確認船長是先跑了，但在此前的一片聲討中，能秉持這樣的理性是難能可貴的。

船即將沉沒，生命也許就此終結，這一刻的最后一句話也許是最有力量的、最擊中人心的。據報道，沉船上，一個兒子給他媽媽的短信中寫道，“媽媽，以后不說可能就沒機會了，我愛你。”而兒子的媽媽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她回復：“為什么突然說這個，我也愛你。”很多學生也向他們的朋友發送短信，一名學生向學校戲劇社團發送了一條短信，他寫道“如果我做錯了什么，請原諒我”，最后他寫道“我愛大家”。在最后一刻留在人們腦海里的是愛，這么美好的東西，永遠不會沉沒。

災難是無情的，生命是脆弱的。在人類共同的劫難面前，責任、理性和愛，是需要我們緊緊握住的珍貴武器。

韓國客船海難事故發生的細節逐漸被報道出來，大體勾勒了一幅船長違規操作、指揮并且率先逃生，整個救援工作從一開始就很混亂的驚人圖像。韓國輿論陷入失控般憤怒，讓這個國家引以為豪的現代化，面對突如其來的海難事故未能顯示出力量，反而像碎玻璃一樣撒了一地。

大量質疑排山倒海地沖擊著人們的感受，比如“歲月”號是否違規抄了近道，違規急轉彎導致船上近200輛汽車和貨物位移引發船體傾斜？船長為何搶先逃生，這樣的臨陣脫逃該當何罪？出了海難事故，竟連船上有多少人都搞不清！還有船是慢慢沉沒的，救援為何如此不利，而且直到昨天晚上，潛水員都未能進入已沉入水下的船艙。韓國媒體的發問堪稱撕心裂肺。

的確，這次海難拷問了韓國現代化的水平，韓國造船業已是世界一流，船務管理能力也不低，百姓生活已似發達國家，但把它們捏在一起，去為幾百名學生在災難中搶奪生還的機會，卻不及格，不再有了發達國家的樣子。

據報道，船體傾斜后，學生們穿上了救生衣，卻被要求坐在原位不動，從而喪失了逃生之機。這個細節尤其讓韓國社會悲慟。

所有社會的現代化都需以民為本，而維護人們的生命安全是以民為本之本。災難的到來常常是極其意外、并且花樣翻新的，臨危處置的堅決果斷和科學合理是對社會發展成就的緊急調動、組合，無論我們平時做過什么樣的預演，對付真正的災難，我們不會有排練的機會。

韓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走到了中國的前面，但前者在這次海難面前不堪一擊，這是韓國的巨大不幸，也應是我們的強烈危機感。中國的海上客貨運輸量都多少倍于韓國，希望中國所有船務部門都把韓國輿論的質問當成對自己的鞭撻，把韓國的這次慘痛海難當成我們的殷鑒。

看看韓國媒體是怎樣激烈地在第一時間發出最尖銳的質疑，家屬的水瓶是怎樣扔向前來慰問的高官，中國各地政府應當為我們社會面臨突發災難時表達情緒的克制感到慶幸。

還有人以另外的角度進行思考，提出強有力的救援其實是很難做到的，現代人受了好萊塢災難片的太深影響，以為奇跡總會發生。但笨拙的救援常常是無情的現實，精彩的救援實為罕見。

韓國海難事故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現代社會的局限性，照出了安全在社會繁榮表面光鮮之下的脆弱。這是我們容易看懂的外國災難，中國社會曾經陷入類似的困境，回憶我們有過的反應，以及自我評價和總結，我們應有新的悟得。

防止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是現代社會永恒的挑戰，韓國海難還告訴我們，對付這一挑戰的結果，與社會發達程度有關，但不是絕對對應的。客觀而言，相對于中外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中國的救援能力反而提升較快。救援除了硬件設備，組織的爆發力至關重要。如果說中國社會的爆發力是一個長項，那么讓救援領域來做特殊的印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