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韓總理辭職看“東亞恥感文化”

韓國“歲月號”沉船事件繼續發酵，27日韓國國務總理鄭烘原宣布辭職。韓國政壇以其慣有的“悲愴”為這個巨大的悲劇性事件埋單，引發國際輿論廣泛關注。

坦白地說，“歲月號”客輪沉沒造成300多人遇難或失蹤，韓國政府應急處置、搜救等諸多環節暴露了許多問題，引發家屬憤怒和公眾不滿情緒，政府必須對此負責。

問題是，何種官員該對此負責？是低級別，是部長級還是政府首腦？總理引咎辭職體現了政府最大的問責誠意。鄭烘原在辭職致辭中承認，初期的救援、應對方面有很多問題發生，自己作為國務總理應對此負全責。

鄭烘原的辭職體現出令世人肅然起敬的“東亞恥感文化”——官員敢于對失誤、失職、瀆職負責，極致者不惜付諸自己的生命，以血腥的方式捍衛尊嚴。

筆者首先想到了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盧武鉉總統的政績可圈可點，在任時韓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外交上和金正日舉行了南北首腦會晤。然而，2009年5月，因其妻接受賄賂而遭到調查，遭彈劾而退隱的盧武鉉在老家墜崖身亡，留下“我可以說是清清白白的”“歷史會給我一個公正的評價”的簡短遺書。盧武鉉以這種自戕“震驚”而死的方式，向世人證明自己的無辜，著實讓人唏噓。

無獨有偶，2012年8月，時任總統李明博因為一位7歲女童慘遭性侵而公開向國民道歉；2011年9月，韓國發生大規模停電事故，當時政府主管部門知識經濟部長官崔重卿辭職。

韓國官場盛行的這種“恥感文化”有著深刻的背景。拋卻歷史文化原因不談，二戰后，韓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民主化進程的加速，在大國夾縫中生存的地緣困擾，形成了韓國社會敏感、自尊，而又時時充滿危機的意識。

在民間層面，“恥感文化”折射出民眾有血性。曾記得，幾年前為抗議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有大學生當街絕食斷指抗議。

與韓一水相隔的日本同樣也流行類似的“恥感文化”。2007年，時任農林水產大臣的松岡利勝，因為經費管理混亂等問題被國會問責后，最終不堪壓力上吊自殺。

放眼全球，在西方，國家政治責任追究機制并未表現出東亞模式的血腥，更多地體現于個人尊嚴、問責政治文化和完善的法律規定。

在西方，現代意義的政府問責最早發端于英國。1742年，輝格黨領袖、內閣首相羅伯特·沃爾波，因失去了下院多數的信任而被迫率內閣集體辭職，“內閣失去下院多數信任必須辭職”就成為英國一種不成文的制度。

而今，行政問責已成為西方政治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西方社會已形成一種官員對自己言行和決策承擔責任的文化。從政府到民間，人們已經形成一種政治慣例和習慣性思維，即某官員出現失職、瀆職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損失，或者個人行為不端，該官員就應立即主動出來公開道歉，甚至辭職。

德國是西方把問責制發揮到極致的國家，“政治潔癖”成為正常官場生態。1993年，德國經濟部長默勒曼辭職，原因是他用官方信箋為遠房親戚的一個小發明做廣告；前幾年，德國綠黨主席厄茲德米爾被發現用出公差積累的飛行里程換機票去度假，被迫辭去議員職務。這兩年，從前總統伍爾夫到前國防部長古滕貝格，再到前歐洲議會副議長科赫·梅林，其辭職原因居然是房貸優惠、學術論文造假等在國人看來“雞毛蒜皮的小事”。

回看國內，問責制和“恥感文化”曾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司徒。”《史記·循吏列傳》記載，春秋時期晉國一位一向秉公不阿的典獄長李離，因發現自己錯判死刑而引頸自戕。

最近，劉亞洲將軍在談甲午戰爭時就曾指出，春秋時期，中國人性格陽剛勇武，到處是慷慨悲歌、俠肝義膽之士。秦以后，由于奴化教育，外加元、清兩個馬背民族的奴化統治，中國人的血性幾乎被摧殘殆盡。于是，恥感文化越來越鮮見于官場，令人嘆息。

而今，我們已經建立了一系列官員問責制度，但從實踐層面看，我們官員的問責與擔當意識與西方和韓日還有不小差距，尚處于1.0階段，可謂任重道遠。

向腸河（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