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辭職是個人的政治倫理選擇

韓國“歲月號”沉船事件已經過去十多天，相關善后工作仍在緊張進行中。

昨天上午，韓國國務總理鄭烘原召開緊急發布會，在對政府事先預防和事后救援方面的疏漏表達歉意的同時，他宣布承擔全部責任，辭去現有職務。這一舉動不僅引起韓國各界一片嘩然，也讓世界各國頗為震驚。

如此高級別的行政官員引咎辭職，雖然并不常見，但細數起來也不是沒有。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像鄭烘原這樣在具體事件中站出來，全權承擔責任、引咎辭職的情況極為罕見。正是這種特殊性，加劇了這一決定的轟動效應。

全球輿論場上，有關鄭烘原引咎辭職的討論不斷積聚。很多人認為，反思重大災難事件的發生原因，勇于承認問題并擔負責任，體現了一種擔當。但也有不少人對辭職行為表示質疑，覺得引咎辭職等于撂挑子，在事件善后尚未結束時辭職是在逃避退縮。

客觀來看，鄭烘原引咎辭職的誠意是無可置疑的。如同鄭烘原在發布會上所述，在事故發生后，他就想到要引咎辭職，但彼時的首要任務是救援。目前，沉船事件處理已進入尾聲，可以看到，選擇在這一時間對外宣布辭職決定，并不是在有意推卸責任。事實上，站在現代政府責任體系的角度，即便鄭烘原在更早的時候提出辭職，只要其應盡的責任沒有完成，就有義務在承擔全部責任后卸職。引咎并不對應責任承擔的終止。在這個層面上，視引咎辭職為逃避責任有失公允。

本質上，引咎辭職是國家政治制度之外的一種行為。換句話說，即使一個國家在機制上構建了“引咎辭職”這樣的退出機制，也不存在一種強制性規定，明確在什么情形下必須引咎辭職。因此，官員引咎辭職更多是個人選擇，大的背景是一個國家或政黨的政治倫理。

促使官員選擇引咎辭職的原因有很多。常見的情況，有出于個人因素的私生活丑聞曝光、被國內機構彈劾追訴，也有迫于國內外政治壓力。總體而言，盡管引咎辭職是一種自責并負責的表現，但大部分時候，引咎辭職仍然是一個非常被動和無奈的決定，或者更確切地說，選擇辭職未必就是當事人愿意的，其背后夾雜著政治權衡等多種復雜因素。

相比之下，鄭烘原的辭職可能更為“純粹”。雖然我們無法知悉所有致使他選擇辭職的現實因素，不能排除與這個決定密切聯系的，韓國傳統文化、內部政治角力等等的影響力，但必須看到的是，就性質來說，沉船事件不能算足夠引發政治震蕩的事件。在這個前提下，仍愿意擔負責任，并不惜為此付出政治生命本身，需要的已經不僅僅是勇氣。更大程度上，這是一種出自個人良心的，符合政治倫理的政治擔當。站在國家的高度，它是對國民負責，甘愿承擔道義追究的表現。

至于事件處理本身，需要區分的是，引咎辭職并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對國民負責的方式也并非引咎辭職一種。不過，縱然在具體問題上可以有不同的選擇，都必須正視和承認，引咎辭職已是現代政治的重要內容，是政治倫理的一種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