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廣東省公安廳有關負責人表示,廣東將全面調整城市戶口遷移政策,進一步放寬直系親屬投靠條件,除廣州、深圳兩個特大城市的老人投靠子女有所控制外,其他各地直系親屬間相互投靠(夫妻、子女、老人投靠)均全面放開,隨時辦理。(5月25日《新快報》) 放寬直系親屬的戶籍投靠條件,不僅是戶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更是“以人為本”、“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內在要求,“全面放開,隨時辦理”無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盡管廣州、深圳兩個特大城市“有所控制”,相比于不放開,是一種進步,但在整體中的例外,還是非常惹眼,讓人懷疑“以人為本”的徹底性。 任由特大城市不斷膨脹,影響的不僅是特大城市的居民本身,也將進一步導致中國的不均衡發展,更多的人會成為特大城市膨脹的間接受害者,因此,適當控制特大城市規模,這是有社會共識的。然而,控制特大城市規模,是否簡單等于控制特大城市戶籍人口的規模,這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其實質只不過是掩蓋“福利歧視”的掩耳盜鈴罷了。 戶籍制度改革的消息,之所以牽動著社會的脈動,根本原因不在于戶籍本身,而在于戶籍附著的福利。我國的現實情況,則越是特大城市,戶籍附著的福利越是優厚,因此其戶籍的吸引力也就越強。正因為如此,很多中小城市基本上已完全放寬了落戶限制,甚至還出現趕農民進城的現象,但吸引力卻不強,還引發了系列矛盾。 因此,如果我們仍將控制特大城市規模的思路放在嚴格的戶籍控制上面,就不僅難以解決特大城市的膨脹問題,而且也不利于“新型城鎮化”的均衡發展。可喜的是,作為首都的北京,思路已經在慢慢變化,不僅推出了與戶籍制度掛鉤的居住證制度,而且已經開始主動對城市功能定位進行調整,還將京津冀一體化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 那么,“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路徑,就相對比較明確了,一方面,固然是廣大中小城市的大力發展,全面放開建制鎮和中小城市的落戶限制,以及促進人的城市化的系列配套舉措;另一方面,特大城市也必須通過對功能定位的調整,釋放對周邊城鎮的拉動作用,并采取措施,盡快抹平因戶籍造成的公共福利待遇差異。 無論是中小城市的大力發展,還是特大城市的宏觀調控,都需要強大的內生動力。對特大城市來說,它們正是歷史原因的受益者,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改革惰性”和“路徑依賴”的問題。因此,就更需要“頂層設計”倒逼特大城市主動調整。而在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對特大城市設置太多的“例外”,顯然不利于激發它們的內生動力。 無條件放開特大城市戶籍顯然不現實,這一點大多數人都能理解;但在直系親屬投靠的問題上,其本質是“以人為本”,而且本身就含有特定條件,再置于“例外”之中,就讓人難以理解了。“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內核,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內核,因此,在“以人為本”為指導思想的改革中,就不應該設置過多的例外,否則就有標榜的嫌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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