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晚，四川眉山市丹棱縣水務局副局長宿仁訓醉駕被交警部門查獲。因其系因公喝酒，是否追究其刑事責任，當地公檢法三部門均不能定奪。于是，交警部門對宿仁訓按酒駕處理，只進行了行政處罰。此事曝光后，在眉山市公安局介入調查下，目前該案已轉由當地檢察院提起公訴。

自5月10日最高法對醉駕入刑“釋法”以后，5月17日，公安部表態：從法律執行情況看，各地公安機關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對經核實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一律刑事立案。5月23日，最高檢表態：對于公安機關移送至檢察機關的醉駕案件，經檢察機關查明，案件的醉駕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一律按照法律程序辦理，該批捕的批捕，該起訴的起訴。

近期相關的審判實踐，也對公檢法三家的表態作出了詮釋。此前，最有典型意義的是北京的兩個判例：5月17日，北京東城區法院對“醉駕入刑”后北京查獲的首名醉駕司機李俊杰案作出一審判決，以危險駕駛罪判處李俊杰拘役2個月，并處罰金1000元。同日，北京東城區法院對高曉松醉駕案作出一審判決，高曉松醉酒駕駛機動車犯危險駕駛罪，被判處六個月拘役，罰款4000元。

上述三個案例，應可使這一段時間被最高法的“釋法”弄得腦子比較混亂的民眾長出一口氣。其實，輿論無非擔心本來天衣無縫的法網——根據國家標準，每一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八十毫克駕駛機動車即屬于醉酒駕駛——又可能因情節是否“顯著輕微危害不大”而出現“密而有漏”的大大破綻。現在看來，這樣的擔心倒是有點“過度反應”了。

對北京的兩個判例，媒體上對高曉松案議論較多，但實際上李俊杰案更能說明問題：司機李俊杰似乎并沒有造成什么直接的社會后果，但現在已被判“拘役2個月，罰金1000元”。這與公眾對刑法新條款“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的期待是一致的。

至于高曉松案，他撞車傷人，顯然不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所以判得更重些。高案的意義在于，“名人犯法，與民同罪。”也有人嘀咕，高案是否判得重了。有出車租師傅反對說：高曉松醉駕，結果是在城里（東直門一帶）出了這么個不大不小的事故，其實救了他一命，高住在郊區，一旦他上了高速，（出事的話）必死無疑。想必高曉松認罪態度如此之好，也與他酒醒之后的后怕不無關系。

四川的案例，說明公眾對“刑不上大夫”的擔心自有其道理。當然，宿仁訓副局長還夠不上“大夫”的地位，但“現管”顯然更厲害，差點就以“酒駕”論處而使他脫罪了。在上級公安部門的介入調查之下，宿才被刑拘并移交檢察部門。因為《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有規定，“行政機關公務員依法被判處刑罰的，給予開除處分。”所以，對于宿局來說，他的以身試法將帶來一連串的“后果很嚴重”。

現在看來，上述案例的“情節”似乎都不屬于“不認為是犯罪”的“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有專家解釋說：“情節也可以理解為喝完酒是在人多的地方駕駛還是荒郊僻野駕駛”。從李俊杰案來推論，醉駕只有在“荒郊僻野”，才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而在“人多的地方”醉駕，譬如“北京朝陽門橋附近”，則是要被“認為是犯罪”的。當然，交警去“荒郊僻野”執法的可能也許絕無僅有，也不能指望有人喝多了酒開車到“荒郊僻野”轉了一圈然后向警方自首。所以，按常理推論，被查出的醉駕嫌疑人應該都是在“人多的地方”，除非醉駕者在“荒郊僻野”把自己撞死或撞傷了。

其實刑法中很多條款都是預防性的，譬如“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彈藥”，不管是否有“后果”，都是要以刑罰論處的。如果考慮“情節輕微危害不大”可能就無法執行了。當一個人喝醉了酒駕駛汽車時，這時的汽車就成了與“槍支、彈藥”一般的“潛在兇器”，所以才有“危險駕駛罪”。當然，如果鉆牛角尖，還是有區別：非法持槍走火打傷自己的概率也許要比醉駕傷害自己的可能性更小一些。

總而言之，“醉駕入刑”，實際上是在好酒的司機頭上懸起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對“醉駕”形成威懾，在“事故”沒有發生之前就制止它。如果要再加上“情節”為前提，就有可能使這把威懾之劍變成“刻舟而求”的那把劍了。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