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現實，我國的保障房只有兩種路徑：或是學習新加坡與香港地區(qū)模式，以商品房高房價補償保障房；或是學習德國模式，以貨幣與重稅控制商品房投資，降低房價、鼓勵租房。而我國的模式試圖融新加坡模式與德國模式于一爐，建立商品房價低與絕大多數靠保障的大同社會烏托邦。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機制，離不開嚴厲、公開的懲戒機制，唯有法律與規(guī)則的嚴肅性才能杜絕福利蠹蟲與可恥的尋租者。

宜黃官員對強遷自焚案的辯護文章，表示“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我國的城市化，沒有城市化就沒有一個個“嶄新的中國”，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文章表達的理念千夫所指，但其官場邏輯卻在神州大地暢行無阻，可見理念與現實之間存在尖銳沖突。只要維持既有的經濟發(fā)展模式與城市化模式，只要中央與地方財政邊界不清，只要房地產仍然是地方政府惟一的聚寶盆，只要尋租空間不能得到有效扼制，房地產現行發(fā)展模式就會惡性膨脹，甚至通過泡沫崩潰葬送中國經濟的所有成果。

保障房是公共產品，與商品房的市場屬性性質不同，多數人希望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保障的歸保障，商品的歸商品，但現實卻是，上帝的歸凱撒，凱撒的還是凱撒，最后上帝連蛋糕屑也得不到，表現在房地產市場，就是保障房失去了容身之地。

保障房是打入政府雙重身份的一個楔子，檢驗政府部門“守夜人”角色的成色有多少。保障房建設既是經濟問題，也是體制問題，要不要建保障房取決于改革勇氣，能否建立較為完備的保障房機制，取決于社會智慧。

自今年4月中旬新“國十條”出臺以來，保障房建設一直被擬列為政策重心。6月中旬，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等七部委聯(lián)合發(fā)出通知，指導各地做好2010~2012年保障性住房建設規(guī)劃和“十二五”住房保障規(guī)劃編制工作，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近來關于保障房的三次密集講話也引起廣泛關注……住房市場的民怨與外部匯率戰(zhàn)的壓力，已經讓中國政府到了不得不對房地產市場動手術的時候。截至目前，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完成投資4700億元，占全年計劃的60%。據此估算，全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總投資接近8000億元。這是現實倒逼的結果，政府意識終于認識到沒有保障房，不足以建立房地產市場甚至中國城市化的根基。

有了改革的決心不等于天然擁有科學的規(guī)劃，資金與完善的管理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遺憾的是，這次保障房規(guī)劃存在烏托邦的天然缺陷。保障范圍過廣，又想壓低商品房價，可是這兩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完成。

按照保障房規(guī)劃，到2012年要解決1540萬戶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包括城市和國有工礦棚戶區(qū)居民。截至2012年底，累計解決2200多萬戶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難，將近1億人。也就是說，屆時70%的住房供應將由保障房、普通價位商品房購成，這就意味著至少一半人將獲得保障，支出可能需2萬億元之巨。

同時，2010年全國擬新建的保障房任務高達580萬套。即便以最低的標準，580萬套住房以每套70平方米、每平方米成本千元計，也要達到4060億元人民幣。可是目前資金落實到位的屈指可數，在中央政府嚴厲督促之前，《財經國家周刊》從國家統(tǒng)計局獲得的數據顯示：2010年1~6月，全國保障房投資額為433.19億元，同比縮水1.7%。另據住建部稱，今年中央財政下?lián)?00億元，加上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為千億元左右(實際遠遠不到)，共計1500億元左右。

保障房資金從來是難題。2007年國務院24號文件中明確了廉租住房制度建設的資金渠道，包括地方政府列入財政預算，使用公積金增值收益以及土地出讓金不低于10%等。土地出讓金的10%用于保障房基本流于空文，4萬億政府投資中9000億用于保障房建設只是宏偉藍圖。

既然有規(guī)則，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用于保障型住房的支出就應遵照執(zhí)行，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土地出讓收益10%用于保障房從未實現。

中國特色的辦法就是行政壓力層層轉嫁，中央政府傳遞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傳遞給開發(fā)商，開發(fā)商墊付建設款，政府讓度土地收益，以較好的地塊、較低的價格給予開發(fā)商補償。與此同時，政府提供政策優(yōu)惠，9月27日，財政部和國稅總局下發(fā)《關于支持公共租賃住房建設和運營有關稅收優(yōu)惠政策的通知》，優(yōu)惠的項目包括了減免契稅、印花稅、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營業(yè)稅、土地增值稅等六種。

在層層問責制的威力下，各地正在加快保障型住房進程。9月底是保障房開工時間的大限，按照規(guī)定，年末建成或基本建成要達到60%以上。據住建部網站披露，今年1至9月，中國城鎮(zhèn)保障性住房和各類棚戶區(qū)改造開工520萬套，占年度計劃580萬套的90%，這比8月底公布的數據增加了20%。這樣的數據讓人非常懷疑，或者真實性存疑，或者質量存在重大隱患。

4億城市居民，未來達到7億，50%以上的住房通過保障房解決，這將是龐大的資金難題。立足于現實，我國的保障房只有兩種路徑：或是學習新加坡與香港地區(qū)模式，以商品房高房價補償保障房；或是學習德國模式，以貨幣與重稅控制商品房投資，降低房價、鼓勵租房。而我國的模式試圖融新加坡模式與德國模式于一爐，建立商品房價低與絕大多數靠保障的大同社會烏托邦。

可資比較的是，香港特首曾蔭權10月13日在立法會發(fā)表了年度施政報告，引人關注的是，推出了頗具創(chuàng)新思維的“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這一政策與日本相似，先租后買，給租房者以緩沖期，但在產業(yè)空心化、房價節(jié)節(jié)上升時，租與買并無不同，根本無法幫助平民免受房地產泡沫侵害。

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機制，離不開嚴厲、公開的懲戒機制，唯有法律與規(guī)則的嚴肅性才能杜絕福利蠹蟲與可恥的尋租者。

9月27日，筆者與萬通地產董事長馮侖、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在萬通地產、地產中國網共同舉辦的“地產中國網新思維論壇”論道，身為地產老總的任志強再次強調經濟適用房絕大部分到了不該到的人手中，強調保障房用地的63%都被政府部門、國企自己用了。

或許，這就是中國保障房的現狀，可悲的信用逆淘汰，背信者大占便宜而不受追究。看看新加坡，對違規(guī)申請保障性住房者施以高達5000新元的罰款或者6個月的監(jiān)禁，乃至兩者兼施。沒有公平嚴格的法律，沒有對信用的約束機制，按照政府資金的使用效率，投入保障房的1萬億，有7000億會不會就這樣進入尋租、失信者的腰包？

在中國建立保障房制度，靠的是守夜人的理念、現實的規(guī)劃與嚴厲而公平的懲戒，除此之外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