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有關報道可知，一些地方政府反對修法的一個理由是，修法將導致拆遷補償大幅攀升，過高的拆遷補償必將抬高房價。提出這個理由，看似從控制高房價出發，在為民著想，其實，拆遷補償費用，何至于成為抬高房價的根源？房價之所以虛高，主要不在于征地費用高，也不在于建筑成本高，而在于地價太高，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稅收和土地財政收入，甘當幕后操盤手，人為制造房地產市場的“饑餓效應”，再加上開發商的利益驅動，加劇了市場的恐慌氣氛。

同樣，對于“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的界定，也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公共利益的界定權交給了地方政府，政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在為了經濟發展的理由之下，地方政府可以以“老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等公共利益為名，給強制拆遷加上一個合法的光環。作為弱勢的個體，普通居民不能與地方政府平等地坐在談判桌上，話語權根本無從談起。

拆遷條例涉及的部門太廣，利益糾結太復雜。很多地方的GDP是靠房地產拉動的，地方政府就是反對拆遷條例的主要力量。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政府是“讓利于民”還是“與民爭利”，這關系執政思維、執法方式的轉變。地方政府如果真正樹立“執政為民”的思想，而不是放大手中的公權力，放任權力越界，那么在對待新拆遷條例問題上，就會理性得多，明智得多。

在目前的修法博弈中，一些地方政府很難聽得進普通人的意見。那就只有請立法部門將新拆遷條例“難產”的真相公之于眾，將地方游說力量的意見攤曬到陽光下，接受全社會的檢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