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擬廢除，新的拆遷條例擬有四大變化，或將明確“征收、拆遷主體為政府，而非開發商”，將嚴禁斷水電氣暴力強拆。北大法學院教授姜明安稱，雖然修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阻力很大，但他認為“民心不可違，民意不可阻擋”。（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9版）

城市房屋拆遷事涉公民物權，因此不論是擬規定“政府為拆遷主體”，還是擬規定“先征收補償后拆遷”、“不允許斷水電氣暴力強拆”，都是意在使新拆遷條例更接近權利本位。我們看到，此前有關拆遷過程中某些地方政府、開發商與民眾之間產生的種種公開或隱蔽爭端，甚至流血沖突，大多源于民眾在拆遷過程中的權利錯位。在這種錯位之下，在全國不少地方，拆遷方利益凌駕于民眾利益之上，本該是公共利益享有者的民眾反而總以抗爭者與維權者的悲憤形象示人。這種痼疾，是舊拆遷條例理念難以獲得社會好評的現實原因，更成為公眾疑慮難消的根本。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將新拆遷條例對由“管理”而向“服務”轉變的贊美與期待，轉變為對條例中有關政府或拆遷方權責的界定與明晰的關注，變為對于民眾擁有的民主自治權利的關注。尤其是以公共利益為名進行任何權力的授予，都可能演變為毫無節制的“濫權”，而我們也從來不缺乏以公共之名行部門利益、私人利益之實的土壤，因此如果說對于新拆遷條例的關注，或者說新拆遷條例的修改有更大的意義，這個意義必然在于如何以權利制約權力，以權利維護權利。只有民眾在拆遷過程的參與權、知情權、決策權、監督權等種種權利不落空，“公共利益”始能成為“公眾利益”。就此而言，新拆遷條例必須以呵護民主權益為價值本位。

然而，新拆遷條例依然引發的一些爭議，恰恰反映在對民眾權益保護的不夠，比如，在公共利益界定上的政府有關部門“一票獨大”問題，如果政府對公共利益界定持有絕對話語權，無論民眾如何為捍衛自身合法權益而提出質疑或反對意見，基本都屬于失效程序，如此一來，無疑將損害民眾權益。至于擬規定“政府為拆遷主體”，同樣無法切實保障民眾不被侵犯權益，在拆遷中裁判球員一體化的角色混沌不改變，某些地方政府即使不采取暴力、脅迫及其他非法手段實施拆遷，也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用紅頭文件、行政命令來完成意圖，這在當下不少地方拆遷過程中并不鮮見。

新拆遷條例的法律規范，首先是法理規范，即條例以維護全體民眾合法權益為主要原則，充分體現優先保護全體民眾利益的宗旨，由此還需解決諸如地方法院受制于政府財政人事管理，難以保持獨立公正、拆遷賠償標準如何由獨立第三方核對認定、人大政協作為民意代議機關是否可起到日常監督作用，等等，這些有關維護民眾權利救濟路徑的政策制定還需細化，否則，在民眾權利自治缺失的情景下，新拆遷條例很難讓人不免有重蹈舊拆遷條例覆轍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