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觀察報》報道，《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公布已過半年，仍無正式出臺的時間表。接近國務院法制辦的人士說，拆遷修法已非當前工作著力點。而了解情況的法律學者和律師說，新“拆遷條例”或已胎死腹中。

盡管還未有官方的正式表態，目前在新拆遷條例草案之上的博弈已經在現實中顯現，種種阻力讓人對新條例的前景感到憂慮。

新拆遷條例草案的出臺，明確表明民眾的基本權利將成為征收與拆遷過程中的首要原則，從而備受社會期待。在此之前，以政府意志為主導的舊拆遷條例，不僅引發大量社會矛盾和沖突，也已經有過諸多血和淚的教訓，整個社會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新拆遷條例草案正是在學界和民眾強烈呼吁的推動之下，以求實現整個拆遷思路發生“根本性改變”。從新舊條例的對比來看，這種“根本性改變”，正是體現在政府角色和職責從拆遷的主導者向民眾權利的保護者的轉變之上。

但現實并不令人樂觀。僅從最近幾天的新聞來看，舊的拆遷方式仍然沒有終止的跡象。7月24日央視焦點訪談報道，昆明投資3億元、剛建好不久的新農村住宅小區新村被強行列入拆遷改造范圍，為達到拆遷目的，官方將其定性為違章建筑，開始強拆。7月23日《中國青年報》則披露了四川會理針對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出臺規定，直系親屬不同意拆遷的將面臨調離崗位、扣發工資的處罰。強制拆遷的此起彼伏表明，即便是國務院辦公廳于今年5月15日下發緊急通知，強調“對采取株連式拆遷和突擊拆遷等方式違法強制拆遷的，要嚴格追究有關責任單位和責任人的責任”，不少地方政府仍然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維持舊狀，展示出強硬姿態。以往拆遷過程中的力量對比，并沒有因為中央的一紙禁令發生轉換。

這樣的抵抗自草案公布之日起就未停止過，其力量之強大，既體現在現實的行動中，也存在于博弈空間和博弈能力的較量中。今年2月初，有地方的拆遷辦主任致信參與修改舊《拆遷條例》的北大教授沈巋，認為新條例將會導致城市無法發展，財政收入無法增長，明確反對新草案。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也有地方官員囑咐委員考慮切實利益，談拆遷問題要“嘴下留情”。

拆遷模式是體現政府求發展的意愿還是體現對民眾權利的保護，直接關乎當下地方政府最核心的利益，因此其中可能出現的阻力和游說完全可以想見。多年來的城市化進程，很大程度上體現為高樓大廈、商業街區和住宅小區開發和建設速度，從而賦予了暴力拆遷、強制拆遷以天然的正確性和合理性，并集合一切行政強制資源掃除一切障礙。與之相伴的，是政府將自己的職責更多的定位為城市建設的主導者，而非保護公民權利、實現公共利益的服務者。這種政府職責的錯位如不能得到根本扭轉，我們就很難指望地方政府自縛手腳，放棄在城市改造、開發和建設中的絕對主導權。因為這種主導權的放棄，實際上就是要求政府要為民眾物權和公共立場，放棄極其巨大的政府收益和光鮮亮麗的政績。

因此，我們對新拆遷條例前景的關注，與其說是對一個條例命運的關注，不如說是對公權私權有無對等博弈空間的關注，對政府能否真正向服務型轉變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