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研究與傳授學

對于學術論著寫作者包括國學研究者來說，有自己的獨到見解，這十分重要；發表見解時講究“傳授學”，這同樣十分重要。“傳授”是一門學問。作為具有數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中國學人歷來強調“傳”與“承”、“授”與“受”。兩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循序漸進”的教育觀；一千多年前，韓愈提出了“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命題。現代，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提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指出“要想到你究竟為什么人寫東西，向什么人講話”；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寫了“文章寫就供人讀，何事苦營八陣圖？洗盡鉛華呈本色，梳裝莫問入時無”的詩句（《未晚齋語文漫談》，語文出版社1992），都是希望我們能處理好“傳”與“承”、“授”與“受”的關系。邢福義先生常常說，不管是寫大書還是寫小文，都要讓讀者“看得懂，信得過，用得上”，實際上也是強調要講究“傳授學”。

國學思想博大精深，國學原著文辭難懂。年輕讀者缺乏“文字、訓詁、音韻”等方面的嚴格訓練，如何讓國學研究成果貼近年輕學者，“國學版”任重而道遠。由此，我特別想說：一定要提倡論著的深入淺出、引人入勝。深入淺出是合群,深入深出是離眾；淺入淺出是底薄，淺入深出是皮厚。

西方早已建立起“接受學”。我這里所說的“傳授學”與西方的“接受學”有相通之處，都是強調寫文章要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但側重點不同。“接受學”關注的是讀者接受什么？如何接受？而“傳授學”關注的是作者傳授什么？如何傳授？我以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傳授學”，本身就是從教育學、人才學與科學學等等角度對國學的承傳與發展，將大大加強我們在學術活動中的國際話語權。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