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根據梁濤先生的看法（見2009年12月7日本報《國學版》之《論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與方法——評劉澤華先生王權主義的“國學觀”》），傳統是一種具有超越性的既成之物，是現實生活之當然的依據和標準。他的論據有兩個：1、軸心時代的智者奠定了民族自我理解的基本框架；2、文化的連續性和超越性決定了傳統對現實、對未來具有永久性的價值。

我的觀點是，即便存在一個軸心時代，它也不能一勞永逸地窮盡真理。固然，一些偉大的思想家能夠超越時代的局限而把目光投向永恒，那不過是他們從自己寄身的洞穴里對萬物的真相和人類的本質提出的愿望與設想。我們所知道的唯一真理是，人沒有本質而只有歷史，人的本質只能歷史地呈現并向未來敞開，所以不會有哪個既往的時代會成為不可超越的頂峰——那樣的看法違背了我們的生活實踐的經驗和常識，也不符合我們作為自由主體的自我期許。

文化具有連續性的特點，卻并不具備超越性。文化不是帶有魔力的歷史的遺留物，而是人類生存的形式與方式。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進行文化建構和解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留下種種制度和觀念遺存，為歷史賦予一種可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這便是傳統。傳統不是超越性的既在，因為人就生活在傳統之中，時刻為傳統所生成并生成著傳統。

人們認為傳統值得弘揚是因為它耦合了現實的需要，觸發了社會大眾的欲求——我們所弘揚的內容其實是生成于我們生活實踐中的東西，只不過借用了傳統的形式而已。然而，傳統一旦被“弘揚”，它便被固化、被切割了，就像被供奉在廟里的神靈，剩下的只是一堆木石泥胎。這樣，“弘揚”的結果很容易走向反面：對現實的誤導和遮蔽——使我們的注意力離開現實的真問題而迷失在故紙陳堆里。一個自信的、開放的民族是不需要乞靈于傳統的，因為對任何傳統的思想文化資源他都能兼收并蓄。

梁濤先生“國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將傳統從歷史中抽取出來并分解為“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類不同成分，然后“從正面去積極地加以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