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版當前開展的爭鳴，主要反映了對國學價值評估的分歧。“國學”就是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因此，關于國學的價值評估實際上都是以一定的文化觀為前提的。我所贊成的文化觀，是張岱年先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運用“對理法”(即辯證法)提出的“文化之實相”。他說：“唯用‘對理法’，才能既有見于文化之整，亦有見于文化之分；既有見于文化之變，亦有見于文化之常；既有見于文化之異，亦有見于文化之同。”(《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48-249頁)這里的“整”就是文化的系統性，“分”就是文化的可析取性；“變”就是文化發展的階段性，“常”就是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異”就是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同”就是民族文化中的世界性(普遍性)。據我的研究經驗，凡是對文化的整與分、變與常、異與同作辯證的綜合考慮的，就不致在有關文化問題的討論中走偏方向。

可以肯定的是，當前討論的兩種不同觀點在文化觀上是有某些共識的。如梁濤指出文化是在階段性與連續性、時代性與超越性的緊張中不斷向前發展的。他所說的文化的“階段性、時代性”就是文化之“變”，而“連續性與超越性”就是文化之“常”。超越性是相對于時代性而言的，也就是說，一定時代的文化除了其時代性之外，還包含著超越那個時代的恒常因素。文化惟其有時代性，故不同時代的文化有階段性；惟其有超越性，故不同時代的文化有連續性或繼承性。

李憲堂在《也談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與方法》一文中，承認“文化具有連續性的特點”，這是與梁濤的共識所在；但他否認文化具有“超越性”，這未免失于片面。如果說文化是“人類生存的形式與方式”，那么“方式”就具有一定的內容，而不僅是“形式”。如果我們所繼承、弘揚的傳統文化中的積極、恒常因素，只不過是“借用了傳統的形式而已”，只不過是前一時代遺留下的“舊瓶子”，那么，這實際上是否認了文化(內容)的恒常性。

劉澤華先生主張“在分析、再創造中汲取”傳統文化的“某些養分”，在當前的形勢下“就有一個要發揚民族文化的問題”。我想，劉先生所說的“某些養分”，不僅是“形式”而已。“發揚”實即“弘揚”，而李憲堂先生說，“傳統一旦被‘弘揚’，它便被固化、被切割了，就像被供奉在廟里的神靈，剩下的只是一堆木石泥胎”。因為李先生把繼承民族傳統文化的恒常因素“形式化”(在某種程度上是虛無化)了，所以他也取消了“發揚民族文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