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攤的改革成本，過多地由所謂“弱勢群體”承載；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享的經濟成果，過多地被所謂“精英團體”瓜分。現在到了下決心調整這種狀況的時候了

貧富差距過大已成為我國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極大提高，社會財富大量涌現，但財富分配不均也日益加劇。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過大取代了平均主義盛行，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之一。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總工會代表在政協大會發言中指出，1997年至2007年，在GDP比重中，政府財政收入從10.95%升至20.57%，企業盈余從21.23%升至31.29%，勞動報酬從53.4%下降至39.7%。總工會的一項調查顯示，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過低是當前最大的社會不公平。對此有些學者解釋說，勞動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有統計口徑調整的因素，例如2004年個體經濟業主收入從勞動收入轉為營業盈余，所以現在勞動收入的比重被低估了。但這不能解釋2004年之前勞動收入持續下降，2004年之后勞動收入仍無明顯回升問題。更不能解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980年的17%逐年下降到近年來的11%。而且，勞動收入總量占GDP的比重下降，并不足以說明普通職工收入的變動狀況。如果與上世紀90年代初期相比，還應考慮工資的結構性變化：一是上世紀90年代初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工資差別不大，企業經營者與普通職工工資差別不大，且那時企業職工基本不繳納社會保障費；二是1998年以來機關事業單位多次增長工資，而企業中經營職位和一般職位間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三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國有行政性壟斷行業職工工資增長過快，行業平均工資差距從2倍左右擴大到6倍以上；四是目前企業職工工資總額中還包括要繳納約占基本工資10%的養老、醫療、失業保險費。所以筆者認為，20多年來，企業普通職工的實際收入占GDP的比重的確是大幅度下降了。再看衡量全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我國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0.3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0.47，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實際超過了0.5。

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我國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馬太效應似乎得到了驗證。富二代與貧二代的繼承，更加讓人們擔憂馬太效應會進一步放大。但是，別忘了我們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終要實現共同富裕的和諧社會，那么這種馬太效應就應當被終止，取而代之的應當是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