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過大不是轉型期必然

要終止馬太效應繼續在我國收入分配領域發揮作用，首先要分析為什么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致使基尼系數遠超世界發達國家和一般發展中國家。有不少人分析，這是我國農村勞動力過剩，大量富余農業勞動力進城，從而壓低了普通勞動力價格所致。他們推斷，在所謂“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市場規律就是這樣無情，普通勞動者必須忍受社會財富大量被精英集團占有的現狀。一些人更進一步論證，普通勞動力價格低，是我國唯一的國際競爭力所在，不僅不能提高他們的工資，更不能搞社會保障，如果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那就是“自損國力”，國際資本就會轉移到越南、老撾等地去了。與此同時，這些人又不厭其煩地論證企業高管的工資福利應當與國際市場接軌，否則高級人才就會流失。盡管沒有人相信、也沒有案例可以說明，由中央到地方各級組織部門任命的國企高管或變相的國企高管流失到海外了，但高管們的工資福利確實大致與歐美接軌，上百萬的大有人在，上千萬的不足為奇。按照這種“精英接軌歐美，勞工比肩越南”的“特色”分配理論，馬太效應自然大行其道。

那么，在劉易斯拐點之前勞動報酬比重真的一定要下降嗎？農村勞動力轉到城市一定壓低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嗎？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數據表明，這似乎是趨勢，但日本、臺灣的經驗卻證明如果處理得好，在經濟起飛階段貧富差距不一定會拉大。臺灣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階段，基尼系數不僅沒有擴大，反而有所縮小。日本戰后工業化快速推進時期，1955年到1985年，人均國民收入從約220美元提高到10950美元，期間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不降反升了13.6個百分點，達到54.3%。即便是美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工業化高峰時期，大量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勞動報酬比重達歷史最低點的1915年還為55%左右，也高于我國現有的勞動報酬份額。至于挪威、瑞典等北歐國家在農業國轉為工業國的過程中基尼系數一般在0.3，從未超過0.4。為什么就不能學學這些經驗呢？我們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應比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好地照顧普通勞動者的權益。

貧富差距過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還要從我國轉型時期勞動力市場的特點著手分析。按照人口增長態勢，從1980年改革開放直至2020年左右，我國都處在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的狀態，這是對勞動力市場的數量分析特點。與此同時，我國的勞動力資源正處在由政府統一配置向市場配置的轉型期，這是對勞動力市場的體制分析特點。把體制分析與數量分析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探討我國的勞動報酬、貧富差距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