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主導下的勞動力市場收入分配失衡

先分析政府主導的勞動力市場。至今我們還是政府主導的勞動力市場，這在整個經濟社會漸進轉軌的大背景下是必然的。現在每年有近2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5000多萬國有企業員工下崗分流，這么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和結構調整，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動蕩，經濟保持持續高速增長，政府主導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也要看這期間逐步積累的重大問題。

一是一次分配中行業收入差距過大。根據去年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如果把證券業歸到金融業一并計算，行業差距也高達6倍。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的行業收入差距，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資料，2006年～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1.6～2倍左右，德國、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3～3倍之間。美國的金融行業平均工資水平低于采礦業。日本在經濟起飛的后期，上世紀80年代，金融行業平均工資水平只是制造業的1.38倍。這些國家金融行業的高工資并不是由其行業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由于金融行業對知識的要求比較高，從業者受教育年限較長，付出成本較高，因而要求的回報也相應較高。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勞動力流動自由、合理，行業工資差距其實是各個行業從業人員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從目前的資料看，中國行業收入差距已超過巴西，躍居世界之首。如此巨大的行業收入差距并非市場競爭的結果，主要是由于市場準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帶來的。

二是農民工工資長期被過分壓低。農民工工資偏低，并不僅僅是農民工供大于求的結果。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歷史形成的戶籍制度割裂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工人比農民工工資高一倍甚至兩倍。多項研究成果顯示，如果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反對就業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約3000至5000億元，遠高于免除農業稅、家電下鄉補貼等惠農措施。多年累積下來，僅農民工工資欠賬這一塊，對擴大消費、縮小城鄉差距的影響就極其巨大。可以比較一下日本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勞動力轉移。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萬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所占人口比重與我國大致相當，20年之內，日本完成了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日本沒有“農民工”的概念，更沒有“第二代農民工”的現象，日本的農民從農村遷出后，14天之內就可到所遷移地的政府登記，變為當地人，他們的子女如是適學兒童，必須在3天之內到當地教育委員會報到，與當地兒童一樣安排入學。經過20多年的經濟起飛，我們卻還在研究所謂“第二代農民工”問題，其關鍵在城鄉戶籍制度的分割。戶籍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積極穩妥地改革戶籍等一系列行政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政府責無旁貸。

行政性行業壟斷以及以戶籍等行政手段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這兩大問題是劉易斯曲線根本沒有涉及的，因此分析我國的貧富差距，只講劉易斯曲線遠遠不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