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德基麥當勞的過期肉，讓吃過的人有一吐為快、想去洗胃的沖動。所幸的是，不管真相多么齷齪，我們至少都知道了，可以選擇吃或不吃。

人人都有罵的權利，但短暫的停留之后，人們紛紛把矛頭對準了監管部門。“不怕神一樣的違法，就怕豬一樣的監管”，在公眾看來，監管又一次體現了它不知不覺，后知后覺，媒體指哪它才打哪、事后諸葛亮的本色。

監管有沒有問題？記者花了兩個月時間，就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監管部門花了這么多年的時間卻得出這是一家值得信賴的企業的結論。在真相與假象追問之間，遺憾的是，記者又一次站在了最前面，而那位揭開內幕的線人也同樣功不可沒。監管部門不僅無所作為，該把的關沒把牢，該起的作用沒起到，某種程度上說還扮演了幫兇的角色，正是因為他們對工廠的肯定才讓社會放松了警惕。

在這件事情上，監管部門是失職在先了，該打的板子一定要打。至少，那塊先進企業的牌子是怎么發下去的，有沒有利益輸送、人情往來、私相授受的情況存在，要調查清楚了，并及時給公眾一個交代。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理性一點，把所有的責任都壓到監管者身上，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也相信，監管部門認真一點，負責任一點，有很多事是能防患于未然的。這些道理都沒錯，但未必符合監管的一般規律。那么多產品那么多企業，指望監管部門都能收入法眼之中，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今天遵紀守法，明天就有可能知法犯法，行為本身就充滿了不確定性，沒有這樣的人力物力將其一一記錄在案。

對于這件事，我想監管部門也一樣意外，不是每起監管事故背后都有利益輸送，但結果顯而易見，他們也一樣犯了盲從迷信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沒有必要對跨國企業高山仰止，事實證明，在利益這個問題上，貪婪是天性，不分內外。國際品牌的身份會讓他們有所顧忌，可當他們發現漏洞很大，監管者和消費者都有可能被蒙在鼓里時，他們也會鋌而走險。

對于這種行為，事前監管必不可少，但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事后追責。出了問題，如果能罰得他們肉痛，罰得傾家蕩產，這樣的監管就會有效得多。但是，法律到位了，懲罰也足夠嚴厲，這樣的事是不是就不會發生了，恐怕也不能這么樂觀。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從來就不缺少后來者。重要的是如何讓問題暴露出來。公民舉報投訴是一種方式，媒體調查也是一種方式。

換句話說，在監管這樣的事上，本來就不存在一種決定性的力量。企業有企業的責任，公民有公民的責任，監管自然更是社會有序運轉不可或缺的一環。公民檢舉、媒體監督都是社會監管的一部分。他們各自承擔自己的角色。

問題的關鍵是調查權和對線索反應的權力不能被監管部門壟斷，成為內部循環、部門家法的一部分，這其實也是一種權力運行的透明化。在這起事件中，一個記者的角色是不可取代的，這正是事件得以推動的關鍵所在。我想與其去指責監管部門失職，不如制定一種辦法來保障公眾的知情權舉報權和媒體的、甚至以個人名義展開的調查權。一千雙眼睛盯著總比一兩雙眼睛盯著要亮堂得多。

東方衛視記者臥底兩個多月發現，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國際知名快餐連鎖店的肉類供應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大量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的行為。

福喜食品的所作所為，不是什么“入鄉隨俗”，而是對中國消費者的歧視；這樣的歧視，又是建立在對食品安全監管的歧視之上。好的食品是生產出來的，更是監管出來的。真想問一問執法人員：你們之前都干嘛了？

問完監管者，還想問問那些國際知名快餐連鎖店，請摸著良心說一說：福喜食品給你們供應臭肉、過期肉，你們難道也是被“蒙在鼓里”的嗎？作為國際知名快餐企業，你們想必也是相當精明的買家，自有自己的監管質檢體系，決不應該是被無良企業騙得團團轉的“傻大妞”。

想起來正在修訂的《食品安全法》，雖然號稱“史上最嚴”，但在無恥如福喜的食品生產者眼中，簡直“弱爆”了。單說那些吃了過期肉的消費者，他們能奈福喜何？新法修訂尚在糾結“十倍價款或三倍損失的懲罰性賠償金”，為何不能遵循國際慣例，直接用上不封頂的懲罰性賠償條款，來支持消費者勇敢維權？某種意義上，福喜食品無異于給了新法修訂一個下馬威！

我們常說要罰得無良企業傾家蕩產，要讓無良企業死得很慘，只可惜說歸說、做歸做，在現有《食品安全法》層面，這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恐嚇”。這一次，挑戰食安底線的福喜食品，會不會“死得很慘”？正在二次征求意見的《食品安全法》又能從中獲得哪些啟示？期待我們終將聽到的，不再是假模假式的“你等著，咱走著瞧”。

據媒體報道，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國際知名快餐的肉類供應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通過“過期食品回鍋重做”、“更改保質期標印”等手段，提供過期劣質肉。消息一經傳出，輿論嘩然。除了指責福喜公司以外，有些輿論矛頭也指向這些國際知名快餐。面對輿論關注焦點，麥當勞首席執行官昨日接受采訪時回應稱，他們被上海福喜食品公司的質檢報告騙了，今后將不再使用這家公司的原料。如此輕描淡寫，有把責任推出去扮無辜之嫌。

作為國際知名快餐，供應鏈出了問題，首先要滿足消費者的公眾知情權。麥當勞、肯德基等連鎖企業至少要告知消費者在全國范圍內哪些店是由上海福喜供貨的，受影響餐廳的范圍和程度有多大。

消費者知情的內容還應包括作為餐飲業內部的質檢標準，除了相信“質檢報告”以外，是否還有抽檢的程序，或是內部檢驗的標準？也只有履行了內部質檢的義務，才有可能免除部分責任。

消費者享有知情權的前提下，才會清楚自己曾經或者可能食用了過期肉。而快餐店作為食品行業的終端出口，對消費者侵害應承擔連帶責任，快餐企業承擔損害賠償的連帶責任是不能免除的。

這次供應商出了問題，一些消費者還在挺麥當勞、肯德基,這是基于這些“洋快餐”的國際品牌效應。知名品牌、馳名商標潛臺詞就是質量的保證，而這些“大牌”除了享有品牌無形價值外，也肩負了嚴格自律的責任。身為國際知名品牌，如果濫用消費者的信任，忽視產品的質量,也經不起幾次折騰。

資本逐利 有空即鉆

“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點出了資本唯利是圖、有空就鉆的本質。

資本逐利，無論中外，皆是如此。2003年年初，“馬肉風波”席卷整個歐洲，瑞典、英國和法國等國家的牛肉制品中發現了“掛牛頭賣馬肉”情況，追根溯源，是因為歐盟國家的馬肉價格只是牛肉的三分之一。供貨商以馬代牛，以獲得非法利潤。

資本逐利，也不分企業大小。我們一般認為，小企業因為內部質量控制不嚴，容易出現問題，可是，此次出現問題的上海福喜公司，并非是一家小作坊，而是行業龍頭，其母公司美國OSI集團，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是世界上最大的肉類及蔬菜加工集團。而麥當勞、肯德基這樣的全球連鎖企業近年來在中國也屢屢爆出食品安全問題。這些知名的大公司為什么會從人們心目中的好榜樣變成壞孩子？可見，企業自律和內控是靠不住的，必須加強外部監管，才能給逐利的資本套上籠頭。

張漲：通常，市場違規的嚴重程度，是跟監控成反比的。凡是監管越嚴的地方，資本無空可鉆，出現違規的可能性也越低。反之，只要監管有漏洞，資本天性逐利，自然會選擇冒險。就像福喜公司作為全球多家知名快餐品牌的供應商，居然敢明目張膽將“過期變質肉”優先安排在中國使用，而在其他80多個國家并無違規紀錄，多少與我國的監管過于“寬容”有關，這就縱容了他們的行為。

練洪洋：資本唯利是圖，企業自律往往是靠不住的。需要加強行政監管，也不妨向行業協會借力。從這個角度上看，需要行業組織和行業協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包括制定行業標準和準則，幫助企業加強內部管理。（譚敏）

重視營銷 忽視品質

洋快餐被查之所以引來如此大的關注，原因就在于其營銷手段塑造出來的“乖孩子”形象與現實被曝光問題之間的嚴重反差。無論是在大眾媒體上，還是在街頭小巷，隨處可以見到麥當勞、肯德基等洋快餐的店面以及廣告，甚至這些商家還常以食品安全、管控嚴格作為廣告賣點來吸引顧客。在消費者體驗方面，洋快餐可謂下足了功夫，比如廣告親民、人性化，餐廳環境舒適、時尚。還大打兒童牌，開生日會，送玩具，讓孩子們愛上洋快餐，其實這些食物未必適合兒童。

但被曝光的食品安全問題觸目驚心，卻證明這些營銷手段塑造出來的企業形象，不過是一個美麗的泡沫，一戳即破。無論多么有實力的企業，“質量才是企業的生命”這句話永遠不該被忘記。

譚敏：重營銷、輕質量的觀念錯位，除了洋快餐企業自身的經營思路有問題外，深層次上還源于對我們市場秩序的漠視。可以看到，來到中國后“變壞”的跨國企業絕不僅是麥當勞、肯德基這些食品企業。有的跨國企業搞不正當競爭，比如2013年世界著名的跨國制藥企業葛蘭素史克被曝在中國進行商業賄賂以擴大產品銷路；有的跨國企業則在質量維護上搞“雙重標準”，比如今年年初東芝電器宣布對58.3萬多臺洗衣機進行無償檢修，但并不涉及中國市場；2012年豐田公司因汽車踏板有質量問題實施召回，對美國消費者拿出了總值11億美元的“和解禮包”，但對中國消費者卻并沒有明確的賠償承諾。去年蘋果公司的iPhone、iPad等設備保修政策也被媒體曝光“中外有別”，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才向中國消費者致歉。

練洪洋：這些跨國企業更多只帶來了高超的營銷技巧，卻并未完整地帶來穩定的產品質量和統一的售后服務，這是對中國市場的不尊重。要改變這一現狀，跨國企業應該一視同仁地對待中國市場，尤其是要改變重營銷、輕質量的經營策略，“好孩子”變壞了也會自砸招牌。（張漲）

有法缺監，處罰乏力

“麥大叔”、“肯大爺”等進入中國之后，變成“壞叔叔”、“怪爺爺”，除了上述原因，很大程度上也與中國的法治環境有關。要說中國缺乏相關法律那不是事實，《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雖然說不上嚴絲合縫，實現食品生產、運輸、儲藏、銷售、使用等全程覆蓋，至少不能說無法可依。如果這些法律得到嚴格執行，基本保證食品安全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有法缺監。

我們看到，此次洋品牌快餐出事，仍然沿襲過去的路徑，先由記者揭發，再由行政監管部門跟進處理。這種路徑效率固然很高，但這畢竟不是正途，食品安全豈能靠記者保障？那些專門負責食品安全的部門和人員，事前都干嘛去了？什么多頭管理啊，食品企業分散啊，食品管理鏈條太長啊，人手不足啊……事情發生后，某些監管者總能找到為自己開脫的理由，可如果公眾看不到任何監管效果，公眾憑啥掏錢養著你們？權責不對等，養了一批不作為的懶漢。《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擬增加追究失職、瀆職監管人員的刑事責任，法律以刑責倒逼行政管理部門、監管人員，日后若再不作為，發生重大事故就可能要負刑責了。

譚敏：第二個層次，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制度設計也存在諸多漏洞，分段式管理，沒有形成全流程監控。就說食品的食物鏈原則和食品可追溯原則，在德國這些原則得到很好的貫徹，就像超市里賣的雞蛋，每一枚蛋上都有一行數字標識，消費者可以根據這些數字追溯到產蛋母雞所在的養雞場、雞舍或雞籠的編號。假如實現食品從田頭到餐桌的全程可控、可追溯，界線明晰，責任到位，整個鏈條上的企業都不敢掉以輕心，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內地供港食品合格率高，就是一個全程可追溯、無縫監管、充滿“正能量”的范例。

張漲：審視相關法律，法律本身也有問題，剛性不足必然約束乏力。針對《食品安全法》在執行過程中普遍反映的懲罰力度不足問題，“修訂草案”已有所改進，罰款及賠償額度都有所提高，還增加了“行業禁入”、相關監管人員要追究刑事責任等條款。就賠償而言，法律仍然堅持采用實際損失原則，而對懲罰性賠償不予支持。我們不妨看看這個例子：1992年2月，美國一位消費者被麥當勞的咖啡燙傷，法官判麥當勞賠償這位消費者“補償性賠償”16萬美元、“懲罰性賠償”48萬美元。假如“賠無上限”，看誰還敢不拿食品安全當一回事。

麥大叔肯大爺變壞，也提醒我們，不要被洋巨頭的光環所迷惑，只有加強監管才能維護舌尖上的安全。（練洪洋）

【食品安全治理首先要依法“治商”，但關鍵要從嚴“治官”。要細化并加大對涉及失職瀆職的地方政府、監管部門及工作人員的問責追究，有效彌補食品安全監管的短板，通過監管部門將約束和壓力傳導到食品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推動從源頭上保障食品安全。】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大量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被媒體曝光后，輿論嘩然。國家食藥監總局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徹查福喜系全部工廠。初步調查表明，上海福喜公司涉嫌有組織實施違法生產經營食品行為，上海市食藥監局封存9家企業的福喜公司產品約100噸，緊急約談22家下游企業。北京、廣東、浙江、內蒙古、四川等地食藥監部門迅速出動，對上海福喜變質肉產品實行封存下架。

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洋快餐進入中國以來，在各地大中城市遍地開花，廣受消費者青睞，孰料這些洋快餐的肉類供應商上海福喜公司，竟然長期有組織地篡改原料肉保質期標簽，使用過期、變質、腐敗原料肉。任何一個消費者，只要想到自己曾經或經常光顧洋快餐店，自己吃過的麥樂雞、迷你小牛排、豬肉餅就出自福喜公司之手，必定都會萬般惡心而憤怒不已。驚愕之余，很多人最想不通的是，對這樣一家有組織生產經營變質腐敗肉食品的企業，食藥監部門和有關職能部門到底是怎樣監管的？如果不是媒體記者臥底兩月獲得鐵證予以曝光，福喜公司制售臭肉的生意是不是就將繼續做下去？福喜公司多次獲得當地政府授予的“先進外資企業”、“食品安全先進企業”等榮譽稱號，這些榮譽到底是怎樣得來的？

總體而言，食品安全治理主要分為三個層面。一是食品生產經營者對食品安全承擔主體責任。在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中，從建立健全食品可追溯、加大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打擊懲戒力度，到建立食品企業安全信用檔案、創造良好的誠信經營環境等，都是為了落實食品生產經營者的“第一責任”，推動督促生產經營者嚴格守法、規范經營。在這個層面，輿論呼吁對食品安全違法企業依法嚴懲，對像福喜公司這樣有組織違法生產經營的大企業、洋企業，更要罰得它心驚肉跳，罰得它傾家蕩產，人們的要求即便有時無不“偏激”，但這種社會情緒都是可以理解的。

食品安全治理的第二個層面，是各級政府、監管部門及相關職能部門對食品安全承擔監管責任，第三個層面是社會公眾積極行使權利、履行責任，廣泛參與食品安全綜合治理，包括投訴、舉報食品安全違法行為，對政府部門的監管執法進行監督等，其中第二層面的監管責任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正是在這個層面上，上海“福喜門”充分暴露了食品安全監管存在的短板。當地政府、監管部門不但對福喜公司的食品安全疏于監管，對該公司有組織的違法生產經營渾然失察，而且還以政府權威與公信為該公司背書，多次授予該公司各種榮譽稱號，客觀上有助擴大該公司在業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這是政府職能的錯位和監管職責的缺位，紀檢監察機關、司法機關應當及時介入調查，查清當地政府、監管部門與福喜公司之間，是否存在不正當的政商關系和非法的利益勾連，以及監管部門和相關職能部門是否存在失職瀆職、濫用職權等行為，對涉嫌犯罪的監管人員須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食品安全治理首先要依法“治商”，但關鍵要從嚴“治官”，要細化并加大對涉及失職瀆職的地方政府、監管部門及工作人員的問責追究，有效彌補食品安全監管的短板，消除食品安全治理體系中的“腸梗阻”。只有從法律上強化各級政府、監管部門及相關職能部門的監管責任，嚴格追究消極無為、濫用職權、玩忽職守人員的黨紀政紀責任、法律責任直至刑事責任，才能促使監管部門及工作人員增強責任意識，提高履職能力，才能給他們施以嚴明的責任約束和沉重的責任壓力，并通過他們將約束和壓力傳導到食品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推動從源頭上保障食品安全。

　　漫畫/勾犇

麥當勞、肯德基等快餐供應商上海福喜公司使用過期問題肉事件持續發酵，北京、上海等多地食藥監督部門已介入調查，國家食藥總局已要求對上海福喜公司采取控制措施，停止生產經營活動，封存產品和原料，對企業違規行為要一查到底。目前，福喜公司相關責任人已被控制。

福喜公司“該當何罪”？

【從目前調查反映的情況看，福喜公司銷售過期肉問題，即使構不成刑法上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至少也涉嫌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

福喜公司作為肇事方，除了必須對消費者承擔民事責任，對社會承擔信用責任，更為引人關注的是下一步所必須承擔的罪與罰的問題。

罪刑法定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從目前調查反映的情況看，福喜公司銷售過期肉問題，即使構不成刑法上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至少也涉嫌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根據刑法第143條的規定，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銷售標準的食品，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病的，根據情節輕重，判處一定的有期徒刑和罰金。福喜公司“問題肉”，盡管沒有證據顯示已造成嚴重中毒事故和食源性疾病，但可能足以造成這些事故或疾病，在形式上符合法律以及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所確立的犯罪構成要件。尤值一提的是，該罪屬于“危險犯”，并不要求損害結果實際發生，只要有足以造成食品安全事故或食源性疾病的危險即可構成犯罪。

如果福喜公司真的構成犯罪，將會在法律上面臨“三宗罰”：一是對福喜公司的刑事制裁，即依照刑法的規定，對福喜公司處以一定數額的罰金。目前罰金刑是單位犯罪承擔刑事責任的唯一方法，且刑法并未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設定罰金限額。

二是對企業主要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制裁。我國刑法對食品安全的企業犯罪采用“雙罰制”，不僅對單位判處罰金，還要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相應的刑罰。

三是對企業的行政處罰。企業違法犯罪的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是相輔相成的，并不意味著構成刑事犯罪就不承擔行政責任。或許行政罰款可以由罰金刑來替代，但是吊銷許可證等專業處罰種類還需要行政執法來完成。依照《食品安全法》第85條的規定，企業生產經營者經營腐敗變質食品、在食品中添加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或者用回收食品作為原料生產食品的，情節嚴重的，應當吊銷生產許可證。根據福喜公司負責人的表述，對于過期原料的使用，是該公司多年來的一貫政策，且由高層指使所為。如果此言屬實，問題可謂相當嚴重，情節相當惡劣，危害相當巨大。吊銷許可證是理所當然的“備選罰單”之一。

福喜公司涉嫌的“一宗罪、三宗罰”，不僅事關消費者生命健康安全，更關乎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心，對此要一查到底。 □行者（法律工作者）

監管末梢要下去，事后嚴懲須上來

【為什么福喜這種“高大洋”企業會墮落？一方面，食藥監管的權力末梢，難以深入大型食品企業中；另一方面，目前對食品安全違法企業的事后嚴懲，難以落實。】

福喜公司隸屬于美國OSI集團，而OSI集團是世界上最大的肉類及蔬菜加工集團。事件被曝光之后，大家“整個人都不好了”，實在想不明白：這么大的國際企業，為何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一方面，食藥監管的權力末梢，難以深入大型食品企業中，形成“監管真空”。

這些年食品監管體制經過幾輪大的改革，由之前的工商、質監、食藥監的“分段監管”，改為由食藥監統一監督。食藥監的監管任務成倍增長，但人員編制卻沒有大的增長。上海區級的食藥監部門一般總共只有二三十人，難以深入一線監督執法。目前主要監管形式還是由轄下食品企業上報文件，搞“案牘監管”，其實主要就是靠企業“自律”了。

還有，一些行政監管部門，對于大型外資企業的操守過于迷信。同樣是執法檢查，對國企、民企和外企，態度分三六九等，想當然地把洋企業推定成“好孩子”。

加之，大型食品加工企業實施封閉式管理，“門禁森嚴”。比如，福喜工廠從大門到重要車間，要經過四道門，每道門都要換鞋換衣服，這幾道門就能為車間清理現場留出足夠的時間。甚至就是上海東方衛視曝光福喜的當晚，上海市藥監局副局長、上海食安辦副主任顧振華帶隊進行現場執法時，居然還被公司保安擋在門外，后來通知警察協同執法，才得以進入現場。

所以，在日益高調的食品嚴管環境下，像福喜這樣的大型工廠反而成了“水潑不進，針扎不透”的獨立王國，讓他們有了干壞事的空間。

另一方面，目前對食品安全違法企業的事后嚴懲，難以落實。這一輪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簡政放權，從之前管頭管腳到“負面清單”監管，從事前行政審批、用門檻監管，轉向事后的監督嚴懲，但目前很難實現公眾期望的“罰到傾家蕩產”。

一者如果單純依靠《食品安全法》，其規定的罰款金額是“貨值金額五倍以上十倍以下”，這導致食藥監部門無法開出天價行政處罰，也就難以打痛無良企業。

再者民間維權渠道不通暢。《食品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都規定了假一賠四、假一賠十，但對普通消費者來說，相比維權的人力、物力，這樣的懲罰性賠償還是沒有吸引力的。從歐美國家治理食品安全的經驗來看，強大的民間組織、集體訴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關鍵是放手民間對無良商家的集體訴訟維權，讓違規者付出他們付不起的代價；這樣也能減輕政府的監管壓力。 □沈彬（資深媒體人）

【食品安全的制度設計之一，應該是用重獎方式，培養出一批專業的舉報者。】

“工廠把發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腸，工人們在肉腚上走來走去并隨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摻進絞肉機，洗過手的水被配制成調料……”這是1906年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在芝加哥某肉聯廠調查7周之后，寫成的小說《屠場》中的片段。100多年后，這一幕再次出現在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日前，向肯德基、麥當勞、必勝客、東方既白等餐飲企業提供原材料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媒體爆出使用過期變質的雞肉、牛排，生產過程不合衛生規范等問題，引起輿論軒然大波。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屠場》中芝加哥肉聯廠的陰影，已經淡出人們的記憶。如今美國餐飲企業的衛生標準和執行情況都領先于世界，已是不爭的事實。但諸如福喜這種被視作品質可靠的洋企業，在中國卻頻頻出現“返祖”，爆出食品安全問題。究其因，有人認為是一些在華外資企業已“入鄉隨俗”——在中國的特殊環境里，洋企業要想實現利潤最大化，就不得不像本土企業那樣違法違規，否則連最基本的利潤都將難以保證。

這樣的推論，大致沒什么錯。中國大陸確實有著“更為寬松”的監管環境，一些媒體在報道中提到“過期雞肉原料被優先安排在中國使用”，便是最佳例證。通常而言，這種論調的邏輯和事實，最后都無可避免地指向了監管漏洞。監管確實有漏洞，問題是隨著無良企業“作弊”手段的隱秘化甚至“高科技化”，監管應該怎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怎么把漏洞堵上，怎么“精準監管”，將監管無縫化全程化。

今天中國大陸的餐飲業，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據有關資料統計在2010年底，全國餐飲企業約40萬家，從業人員超過2200萬人，零售總額達17635．5億元，到2013年，全國餐飲業累計實現收入25392億元。餐飲業早已不是小作坊生產，它已經走上了產業化發展道路，而產業化帶來的連鎖化發展，使整個生產流程更加封閉。

生產流程的封閉，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企業的標準更加統一，更易于企業內部管理和控制，食品安全衛生因此更加有保障；但另一方面，如果企業蓄意造假作惡，則更加不易發現。這就是上海福喜肆無忌憚地將18噸問題雞肉、10噸變質小牛排制成原料賣給下游餐飲企業的原因。食品生產企業已經走過了偷賣幾頭死豬的小作坊時代，如果不是內部員工爆料，一般人根本無法發現。

餐飲業態的變革，使得今天要揭開一些無良企業的“黑幕”，更多要依靠其內部員工。完全把希望寄托于外部監管，期望執法部門“加強監管”，在巡查中發現問題，其實有些過于理想化了。在整個福喜事件中，記者調查了兩個多月才揭開黑幕，但可以肯定的是，相關新聞線索的來源，正是來自于該企業的（前）內部員工。

那么，要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如何才能激發企業內部員工的監督熱情？就目前而言，除去覺悟培養等之外，比較行之有效的辦法是“舉報獎勵”。事實上，很多省份甚至區縣，此前都已出臺“食品安全舉報獎勵辦法”。但從執行效果來看，目前的舉報獎勵制度至少存在兩個問題。

其一，“舉報獎勵”額度太低。比如，上海的舉報獎勵“暫行辦法”規定，“屬于事實舉報的，獎勵金額為該案處罰決定認定的貨值金額的2％－5％；屬于線索舉報的，獎勵金額為該案處罰決定認定的貨值金額的1％－2％。”我們不妨計算一下，即便舉報高達18噸的問題雞肉，按照頂格5％獎勵額度，以雞胸肉批發價大概15元／公斤計算，舉報者只能獲得不到14000塊錢，大概相當于普通員工三四個月的工資。如果沒有與公司發生重大沖突，他的舉報熱情有多大？而如果舉報10噸變質小牛排的問題，大概只能獲得11000元的獎勵，他會去承擔舉報風險嗎？

反之，按照《食品安全法》“貨值金額5倍以上10倍以下罰款”規定，執法部門倒可以從18噸問題雞肉中，使國庫增加多至270萬元的罰款收入。舉報者14000塊錢的獎勵與此相比，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其二，舉報獎金領取很困難，目前見諸報端獲得了舉報獎勵的，寥寥無幾。2012年福建省省級財政專門撥出5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食品安全問題有獎舉報，但是，該年度的獎金最終分文未動。原因何在？是舉報不方便，還是別的原因？

食品安全的制度設計之一，應該是重獎舉報者，用重獎方式，培養出一批專業的舉報者，讓無良企業的內部員工易于“反水”，鼓勵問題企業的員工有更高的安全舉報的熱情。這樣，才能彌補監管鏈條中外部監管“力所不逮”的環節，進而達到“精準監管”、全方位監管的目的，讓無良企業感覺到有無數雙眼睛在盯著他們，不敢輕易作惡。

麥當勞、肯德基等快餐業巨頭的供應商上海福喜公司大量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被曝光，在網絡上激起了中國網民的巨大反響，但市場反饋似乎并不如互聯網上激烈。在北京甘家口大廈附近的麥當勞和肯德基餐廳發現，兩家餐廳的點餐臺前依然排著隊，前來用餐的顧客絡繹不絕，空位所剩無幾。（中國新聞網 7月21日）

麥當勞、肯德基等快餐巨頭被曝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后，其連鎖經營店食客們未見減少。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網絡上有越來越引的網民對“過期門”表示關注和不滿。緣何輿論場的一邊倒撻伐和消費場的熱絡中間出現如此大相徑庭的對比局面，其中消費者的言論或許道出了個中緣由，同時也值得我們反思。

有消費者表示，“如今食品安全問題普遍，麥當勞至少比小餐館讓人放心。”當食品原料過期這種食品安全隱患比其他食品安全帶來的隱患和傷害要小的時候，消費者可能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會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或許是麥當勞、肯德基即便出現“過期門”問題時，其食客仍然絡繹不絕、門庭若市的一個原因。

而反觀深陷“過期門”的麥肯巨頭，其涉及的過期原料麥樂雞仍然未被下架，是不是也暴露出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缺乏應有的敏銳神經和治理行動的滯后與軟弱呢？雖然不能說“存在即合理”，但工商、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卻在客觀上給消費者塑造了過期食品依然未被查處的假象，進一步幫助麥肯巨頭側證了食品安全大可放心食用。

當食客別無選擇只能選擇較輕傷害者，當食品監督管理者怠于履行監管職責時，麥肯巨頭門庭若市的現象就不難解釋了。這既是一種對國產食品的嘲諷，也是對監管者的諷刺。

與“過期門”相類似的食品不在少數。被眾多上班族青睞的煎餅馃子，曾被曝使用一個月都不變質的薄脆，但即便是被曝光之后，這些美味可口的薄脆治理又怎樣呢？人們不是還在照樣吃著這些“木乃伊”式的夾著薄脆的煎餅果子嗎？這與被曝光的“過期門”的麥肯巨頭仍然食客絡繹不絕顯然是同一個道理。

有消費者表示，麥肯巨頭被曝光“過期門”后，“食品質量反而更有保障。”消費者的這點信心，應該是建立在食品監管部門切實履行職責的基礎之上，也建立在麥當勞等快餐經營者的守法行為當中。這應該是食品監管部門自我加壓、加強食品安全監管的時刻。

也許通過廣泛宣傳，消費者們會對問題食品有所判斷和取舍，但食品供應，向來不是固定和永恒的。既有新食品的出現，又有不同食品的融合。期待消費者自行保護只能是一種方式，但當一個食品供應市場都處在問題頻發的狀態當中，又怎能期待消費者不“飽餐食毒”呢？解決消費者安全食品問題，看來仍然有賴于食品監管部門重拳出擊，標本兼治。

近日，麥當勞、肯德基等洋快餐的原料供應商上海福喜食品公司因存在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今天下午，福喜集團發布官方聲明稱正在配合相關監督管理部門調查，本次事件是一起個體事件，愿意承擔全責。（7月21日 鳳凰網）

事實上，近年來全國上下爆發了大量的食品安全事件，使得食品安全成為廣大群眾“敏感神經”，加之，之前“洋快餐”出現不少的食品安全問題，群眾的疑慮尚未完全消除，因此，此次備受國人喜愛的“洋快餐”出現食品安全問題，立即就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針對此次事件福喜集團的回應：“本次事件是一起個體事件，愿意承擔全責”。筆者認為，這樣的回應疑似縮小問題，減少自身的責任，更沒有足夠的證據贏得群眾的信任。

上海福喜不是小作坊,是一家外國法人獨資企業,投資方是國際知名大企業。擁有嚴格的制度和操作程序，對員工的培訓和管理更是甚為嚴格，而在被曝光的視頻中,其操作人員甚至聲稱:“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就這么簡單”。從其說話的底氣足見其辦事的長期流程，讓人很難相信他沒有得到上級領導的認同。其行為也讓人心生疑慮:在洋快餐的供應鏈條上,到底還有多少貓膩?何況，當前福喜集團并沒有拿出任何有力的證據證明這只是一個個體事件。

回應稱：公司愿意承擔全責。試問，你要怎么承擔？洋快餐最大的消費族群是兒童,兒童是祖國的未來，中國如此多的兒童吃了這么多的問題食品的責任你負得起嗎？針對記著提出的質疑，公司工作人員的回答：“過期也吃不死人”實在讓人驚訝，難道我們食品安全的底線就是不死人。

針對報道中稱：將過期的原料“優先”安排在中國。筆者認為，很多的問題也值得我們深思，是我們中國人本來就命賤嗎？還是中國的食品安全監管不夠嚴格？我們在一個勁指責洋快餐的同時，似乎也應該反省下我們的制度和監管。但我相信，我們的制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關鍵是在制度的執行和落實上，執行是否走偏？落實是否到位？是否有官員出于私利徇私舞弊，和被監管者勾結起來，充當被監管者的“保護傘”，使得監管失效？

筆者認為，福喜集團的回應不足以服眾，沒有拿出有力的證據，我們也期待早日看到事件的真正面目。此次事件的爆出,又一次拷問了中國食品安全。斬斷這條罪惡的鏈條,不僅僅需要嚴苛的法律,更需要堅決貫徹的部門。否則類似問題將換上另一幅“皮囊”繼續出現。

7月20日，東方衛視披露，記者臥底兩個多月發現，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國際知名快餐連鎖店的肉類供應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大量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的行為。20日晚間，上海市食藥監部門表示，已經連夜行動查封該企業，要求上海所有肯德基、麥當勞問題產品全部下架。（7月21日《京華時報》）

之所以“麥肯必”的供應商敢將嚴重過期變質的肉加工后推向餐桌，最關鍵的因素就是他們一致地認為“過期也吃不死人”，而事實也是如此。縱觀以往的食品安全問題，也都有類似的地方，諸如“添加劑吃不死人”、“地溝油吃不死人”、“農藥也吃不死人”等等。凡是只要“吃不死人”就有必要去嘗試，即便這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事實上，讓他們違背良心和道德來做這些事的根本因素是利益的驅使。

每當一個食品安全問題出來以后，人們通常都會以不買、不吃來表示抵制和憤怒，就如同曾經抵制日貨的我們一樣。所以，當“麥肯必”的事一出，消費者的消費情況就成直線下降。這其中，我們除了不滿意產品本身以外，也對國際知名品牌有了失落感，因為“麥肯必”的另一個成功之道就是在國際知名的光環下“贏消費者”和“為所欲為”。不知從何時起，我們喜歡上了國外的牌子，不論是手機、電腦，還是汽車或其他，只因為他們的產品質量好，值得信賴。也正是因為如此，就有了許多魚目混珠的山寨品充斥著市場，使我們防不勝防。與其指責“美國優先給我們使用過期品”，不如反思我們“相煎何太急”，因為里面的工人都是自己人。

似乎“過期吃不死”并非只存在于“麥肯必”，也并非只存在于食品安全問題中，它已經深深地融入我們的骨髓，仔細想想就可知。因為勤儉節約的傳統觀念，這頓未吃完的剩菜我們會留到下一頓食用，當然過期變質的食品除外。雖然我們會指責食品存在的安全問題，但另一方面我們依然對這些產品樂此不疲，一則是因為我們也相信只要吃不死就沒問題，一則是因為這些產品依然色香味俱全。

與以往的吃法有所不同，現在的更加追求“品質”。而這又常常表現在我們對其外表的關注，包括食品。只要食品的造型獨到，且又香氣宜人，必定讓我們口水直流。就如同欣賞一位美女一樣，怎么也要在外表過得去的情況下才看其內在。也是因為我們經常不看內在才讓“麥肯必”公然利用過期變質食品，而其他的產品亦是如此。其實，“麥肯必”的做法算不上英明，之所以能夠靈活運用“過期吃不死”的肉，是因為我們看外在、求品牌導致的。所以說，有時候最不起眼的小地方餐館的食物說不定是最衛生、最安全的。

“過期吃不死”之所以能如魚得水，其實是由于我們自身對它的縱容。所以在查封“麥肯必”和懲罰犯罪人員的同時，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改變以往的觀念，除了不迷戀產品的“光鮮亮麗”以外，當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時不可得過且過，要學會用法律為自己維權，當然最為關鍵的是不給利欲熏心者以可乘之機。

近日，媒體曝光向多家國際知名快餐連鎖店供應肉類產品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大量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的行為。這起食品安全事件不能不引起人們進一步思考。

媒體記者對上海福喜公司調查了兩個多月，發現了諸多問題，其間上海市食藥監部門卻未能發現這問題。冰凍三尺并非一日之寒。福喜公司的問題存在了多久、范圍多大，都是未知數。是上海福喜公司逃避監管的能力太強，還是食藥監部門不作為、不認真履職、被俘獲？如果屬于前者就應該認真反省監管理念，創新監管方法；如果是后者就是瀆職，甚至是犯罪行為。

為了彌補政府監管失靈，必須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最大限度地調動消費者舉報的積極性。如果沒有東方衛視的曝光，上海福喜公司的做法不知何時才能得到糾正。最大限度地調動群眾舉報的積極性，則能令食品違法行為無處遁形。這取決于兩個方面：獎勵的力度和能否為舉報人保密。加大獎勵力度，提倡匿名舉報，可消除舉報人的后顧之憂，就可以通過內部人舉報，揭露食品安全內幕，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的亮點之一，就是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上海福喜公司將過期食品原料，修改保質期后繼續加工，提供給下游餐飲企業使用，給消費者的身體健康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該公司還采取內外兩本賬的手法，應付檢查、規避監管，應該依法嚴厲處罰，否則不利于警示那些潛在的違法企業。而食藥監部門作為監管方，不僅沒能發現上海福喜公司的違法行為，反而將其評為今年嘉定區食品生產安全先進單位，不管是否存在瀆職行為，都應依據《食品安全法》第95條規定，嚴肅問責。否則，再好的法律，也是一張毫無價值的廢紙。

孫效敏（同濟大學教授）

【“過期雞肉優先供給中國市場”，報道中這句話讓人五味雜陳。如果這句話讓人憤怒，我們是不是也該問自己一句，洋供應商的這種毛病到底是誰慣出來的？】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大量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被曝光一事，讓下游企業紛紛中槍。麥當勞、肯德基在“速生雞事件”之后再次遭遇原料門，而百勝集團旗下其他品牌洋快餐也陷入了疑云。

東方衛視記者的鏡頭記錄了這場令人瞠目的過期食品之旅：18噸過期半個月的冰鮮雞皮和雞胸肉被摻入原料當中，制成黃燦燦的“麥樂雞”；過期一個月的原料被加工成肯德基的煙熏肉餅；已經發霉發綠的冷凍小牛排仍然被供應給了百勝集團……除卻這些明目張膽的食品造假行為，這家美國獨資的洋供應商還在此次事件中展示更多的企業文化——比如“內外兩本賬”的日常運作規則，以及與監管執法隊伍“僵持一個多小時”的霸氣。

一家諳熟現代商業倫理的國際供應商，到了中國地界上就敢公然造假、公然抗法，就敢輕松調侃“過期也吃不死人”、就敢隨意修改生產數據欺瞞公眾和下游企業，這種底氣從何而來？想想也就明白，想必是該企業已經在對中國市場環境的觀察中形成了若干經驗判斷：一是，造假和違規不會有人發現；二是即使發現也不會支付致命的成本；三是支付成本后也可以以同樣的手法追回損失。而這三點判斷，幾乎勾畫出了當下食品生產領域的整體生態，展現了我們在食品安全領域立法的滯后、執法監管的疲軟，以及消費受眾的弱勢和寬容。

同樣，這種生態也造就了今天發現和處理食品安全問題的統一模式：媒體發現、監管善后、企業道歉、生產恢復，新聞一旦轉移視線，公眾也就迅速遺忘了此事。2012年底“速生雞”事件同樣也曾將兩大洋快餐品牌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結果涉事供應企業仍然是以道歉了事，肯德基、麥當勞加強原料監管的承諾也沒有“妨礙”他們再次遇到同樣的問題。而時隔不到一個月，幾乎與新聞熱度的消退相伴隨，兩家洋快餐的連鎖店內就又恢復了人頭攢動的盛況。中國法律既往不咎的“寬容”，中國消費者在長年食品安全事件中歷練出的“淡定”和見怪不驚，都是對肇事企業的默許甚至鼓勵。

“過期雞肉優先供給中國市場”，報道中這句話讓人五味雜陳。它的潛臺詞是，在中國，造假不會追責、欺騙不需代價，監管形同虛設、消費者可以被隨意對待。如果這句話讓人憤怒，我們是不是也該問自己一句，洋供應商的這種毛病到底是誰慣出來的？

本報特約評論員 劉白

【“兩高”頒行打擊食品犯罪的司法解釋后，小作坊及中小食品生產、銷售企業的食品犯罪有所遏制，但是對大型食品企業包括一些口碑和信譽不錯的跨國食品企業，日常性監管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存在很大的空白，已成為一個危害很大的“燈下黑”變種。】

經過連續兩個多月的臥底調查獲取鐵的證據后，上海東方衛視前晚曝出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使用過期劣質肉甚至腐敗變質肉生產肉制品及半成品，供應十數家在滬肯德基、麥當勞、必勝客等洋快餐連鎖店的驚人黑幕。（相關報道見A10版）

上海福喜2011年在滬開辦，系外方獨資企業，其母公司美國福喜創辦于1909年，向85個國家銷售肉制品，幾乎所有全球性快餐或外賣公司均使用其提供的肉制品及半成品。據報道，上海福喜公司常年篡改原料肉保質期標簽，使用過期、變質甚至腐敗原料肉，為應付政府及客戶檢查制作內外兩套進出貨臺賬，其手段之惡劣、性質之嚴重，令人觸目驚心。

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早已納入刑法，由于該法條打擊力度失之過輕，最高法、最高檢2013年出臺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涉及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根據該司法解釋，上海福喜公司的上述惡行已涉嫌食品安全犯罪。今年3月，上海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張某及其他四名企業高管，因合謀將過期、霉變月餅餡料重新回爐生產，張某等五人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別獲刑5年至6年，并處10萬至12萬元不等的罰金，盼盼公司被罰款100萬元并被吊銷營業資質。若對照此案，上海食藥監部門雖在媒體曝光當晚對福喜公司采取了查封措施，還應當再向前邁一步，立即對該公司涉案高管采取刑事措施，至少應對涉案人員采取監視居住措施，以配合下一步的調查。

“兩高”司法解釋對震懾食品安全犯罪起到了多大的作用？2011年至“兩高”司法解釋頒行前，上海食品安全犯罪平均刑期為3.13年/人，最高刑為9年；“兩高”司法解釋頒行后，平均刑期達5.63年/人，最高刑達13年。然而，上海“福喜案”再次提醒相關職能部門、執法部門和司法機關，要遏制食品安全犯罪高發勢頭，“兩條”司法解釋仍難免“心慈手軟”之嫌。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上月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九次會議審議，之后全文發布向社會征求意見。最高立法機關在修訂食品安全法的過程中，應充分吸取上海“福喜案”的教訓，進一步提高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量刑幅度和罰款力度。在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再次提交審議前，應當繼續以多種方式向社會公眾征求意見，若有必要，還可將修訂草案再次“回爐”，以進一步增強其民意基礎和打擊懲處的“硬度”。

從全國層面看，“兩高”頒行打擊食品犯罪的司法解釋后，各地公安部門紛紛組建專設食藥犯罪偵查總（支、大）隊，由此帶來的兩大變化：一是食品犯罪量刑和處罰門檻明顯降低，被判實刑者明顯增多；二是小作坊及中小食品生產、銷售企業的食品犯罪有所遏制。但是，對那些生產設施完備，生產工藝先進，只要憑良心、按規矩組織生產經營，食品安全本來就可以很有保障的大型食品企業，包括一些口碑和信用不錯的跨國食品企業，日常性監管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存在很大的空白。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前不久，正是現在被曝出“臭肉門”的上海福喜公司，還被上海嘉定區授予“食品安全先進企業”的榮譽稱號。

人們常常痛斥行政執法的“燈下黑”現象，其實監管“燈下黑”已滋生出諸多變種，對大型食品企業疏于監管，對大型跨國食品企業不主動監管甚至“繞著走”，就是一個比較普遍且危害很大的“燈下黑”變種。上海“福喜案”正在繼續發酵，眾目睽睽之下，人們正在密切注視食藥監部門、公安部門下一步如何作為。但愿執法部門、司法機關不要讓人失望，但愿對上海“福喜案”的依法處理，能夠成為鏟除另類“燈下黑”的一個有利契機。

近日媒體曝光，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通過過期食品回鍋重做、更改保質期標印等手段加工過期劣質肉類，再將生產的麥樂雞塊、牛排、漢堡肉等售給肯德基、麥當勞、必勝客等大部分洋快餐連鎖店。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這些劣質肉類居然“優先安排在中國使用”，其工作人員甚至直言“過期也吃不死人”。

看到這樣的食品安全事件，我們有一種印象：劇情是新的，人物和結局與以前沒什么不同。發現問題的還是記者，跟進調查的是政府監管部門，監管還是事后諸葛。長期縈繞在人們心頭的一個疑問是，監管部門為什么不能自己發現問題，至少是于眾多食品安全案件中有若干起是他們自己“獨立發現”的呢？

洋快餐上游供應商賣過期肉，專家歸納的原因似乎很復雜，但說一千道一萬，我們的監管部門一向都被蒙在鼓里。2012年11月，肯德基與麥當勞的供貨商山西粟海集團被爆養“速成雞”，這種雞至少吃18種抗生素，監管部門不知道。2011年，央視曝光河南雙匯集團下屬公司將含有“瘦肉精”的豬肉加工成肉制品，流入市場，監管部門也是不知情。

這里顯然存在監管失職的問題，但替監管部門鳴冤叫屈的聲音一直很大，儼然“不是兄弟無能，是黑心商人太狡猾”。主要有三種說辭：一是歸咎于社會道德滑坡與所謂道德崩潰，二是強調“食品安全是生產出來的、不是監管出來的”，三是強調中國食品生產過于分散，監管部門管不過來。

企業自然要負企業的責任，企業責任是食品安全責任鏈中極其重要的環節。近十年來，洋快餐一直高調宣揚自己高度重視供應鏈管理。2006年麥當勞說福喜公司供應的牛肉餅“有40多項的質量控制指標和檢測”，2012年他們自詡“每批次雞肉原料都經第三方獨立實驗室檢測”，2013年肯德基宣布啟動保障雞肉供應安全的“雷霆行動”。現在看來，這些話不怎么可靠。

根本原因是在中國忽悠毫無風險，違法成本很低。所謂違法成本低，首先是指監管部門似乎一向就是聾子的耳朵，企業丑聞多，但監管部門不具備“發現能力”。一旦丑聞曝光，經過企業一番狡辯和推卸，最后出點小錢交罰款，事情就不了了之。

現在我們亟需確立一項共識，即食品安全是管出來的，而不是僅靠企業的道德自律，食品監管部門對監管流程和措施作出反思，以待改進。企業在本性上是逐利的，出于盈利的動機，有時候他們難免走向投機。防止企業投機的唯一辦法，就是強化政府監管。

強化監管，自然要明確安全標準、檢驗項目、頻率和程序等，監管部門必須強化獨立發現問題的能力。美國有一條可貴的監管經驗，即政府監管與企業管理相互高度融合，監管者參與企業管理、幫助企業管理，使企業管理與政府監管一并落實。我國食監部門可以借鑒，到企業現場發現問題，并在現場解決問題。

我國食品安全的一個主要毛病是監管責任不落實，相應的，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監管責任落到實處。2012年我國推行食品安全首長負責制，但首長以何種形式負責，目前還不清楚。如果規定要首長負責，但實際上首長什么責都可以不負，首長負責制就成了一句空話。現在出了事，上海的“首長”如何負責，公眾拭目以待。

□ 本報評論員 楊于澤

本網評論熱詞：洋快餐食安門

東方衛視記者臥底兩個多月發現，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國際知名快餐連鎖店的肉類供應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大量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并優先安排在中國使用，為應付檢查，公司做了對內、對外兩本賬。上海市食藥監部門已連夜查封該企業。麥當勞等已在全國范圍內停用并封存上海福喜提供的所有肉類食品原料。（《京華時報》7月21日）

上海福喜是一家外國法人獨資企業，其投資方在全球超過17個國家有業務。除了上述三家快餐連鎖企業外，上海福喜還是星巴克、棒約翰、吉野家、德克士、7-11等快餐企業的食品原料供應商。由此看，作為供應商的上海福喜被曝出“過期變質”的嚴重問題，恐怕會深重危及全國諸多洋快餐的食品安全。不出意外的話，這將成為近年來全國罕見的食品安全大事件。

食品安全事件頻發，口誅筆伐的對象難免再一次聚焦監管部門。事實上，上海福喜問題如此嚴重，監管部門確實難逃其咎。但是，隱秘內幕得以披露，是記者臥底兩個多月的結果。讓監管人員面向若干食品藥品企業，逐一臥底兩個月并不現實，即便是駐企逐一檢查兩個月，都力有不逮。除非臥底，監管所看到的，不過是“對外的賬本”。在現有執法力量所能承擔的成本下，發現類似上海福喜刻意隱藏的秘密并不容易。

事實上，最容易發現問題和了解內情的，是身處食品行業內的職工。正因此，歐美很多國家都立法建有“吹哨人制度”，即靠內部員工在第一時間、第一地點察覺問題，吹響哨聲，制止問題。譬如在美國，一方面對“吹哨人”予以重獎，獎勵直接來自于罰金；一方面專門制定“證人保護法”《吹哨人法案》。英美等國甚至設立了專門的保護機構，對舉報人予以特殊的保護，包括整容、更改住址甚至移民。食品安全法律專家馮文煦曾表示：全球揭露的食品安全案件中，政府部門查出來的很少，大部分是企業內部員工、競爭對手或維權組織揭露的。

我國并非沒有食品安全有獎舉報制度。早在2000年修訂的《產品質量法》第10條就規定了有獎舉報制度，該法規定“產品質量監督部門和有關部門應當為檢舉人保密，并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規定給予獎勵”。2011年，國務院食安辦發布了《關于建立食品安全有獎舉報制度的指導意見》。由此，各省都建立了食品安全有獎舉報制度。

但揆諸現實，一方面在證人保護上沒有周密的法律設計，證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護；另一方面，舉報獎勵不夠多，舉報者顧慮重重。有專家指出，我們的有獎舉報制度只是“看上去熱鬧”。

在立法層面，2008年的食品安全法草案和去年的修訂草案送審稿，都規定了有獎舉報制度，但最終都刪除了這一規定。由此可見，我們試圖培養食品安全的“吹哨人”，但僅停留在行政層面，而在立法保護方面卻一直遲疑不定，尤其是尚沒有專門條款規定對舉報人的獎勵數額和保護措施。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吹哨人制度”在消費者自我保護的自發力和政府獎勵的外部激勵下，可以填補政府監管不到位的空間，同時又可以節約政府的監管成本，甚至有學者認為：“吹哨人制度”最適合于政府監管失靈的領域。目前，在建立起史上最嚴格的監管處罰制度后，食品安全事件多發的勢頭并未得到有效遏制。所謂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種情勢下，亟須立法建立我們的“吹哨人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