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堵住行賄者自首可免責漏洞

為使自己公司申報的國家物聯網專項資金能獲得審批，鎮江金鈦軟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鈦軟件)法人代表丁某行賄財政部企業司綜合處原處長陳柱兵。案發后，丁某主動投案，隨后被一審判處緩刑。近日，記者獲悉，北京市高院二審改判，對丁某免予刑事處罰。（12月2日《京華時報》）

行賄者得以免除刑事責任或者判處較輕緩的刑罰的事件并不鮮見，譬如，事涉劉鐵男一案的部分企業負責人，目前也基本安然無恙。受賄者身陷囹圄，行賄者卻逍遙法外，風光無限，這種對行賄者過于寬緩的做法未免有失公平正義，此種局勢若不改變，也不利于當前反腐敗工作的深入推進。

當然，司法機關對行賄人作出較輕緩的刑罰是有相應法律依據的，不能武斷地認為這種處理是不正確的。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對犯行賄罪的，輕則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則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但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根據這一規定，很多行賄者都屬于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的范疇。也即，行賄人是有“免死金牌”作為護身符的。

受賄與行賄作為一根藤上結出的“并蒂毒花”，屬于對合犯，是行賄人和受賄人的相互行為構成的一種犯罪。司法實踐中，要想查證行賄和受賄事實，必須有行賄人和受賄人的相互印證的供述，這是認定行賄和受賄的最關鍵、最重要的依據。缺少一方供述，再無其他旁證，都將成為認定行賄和受賄事實難以逾越的門檻。

于是，在具體案件查處中，對行賄的處罰成了現實的難題：如嚴查重判，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會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互為攻守同盟，不僅案件難以查辦，而且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對受賄行為也難以有效打擊。為了獲得更多證據打擊受賄，辦案機關往往會爭取行賄人的供述，將行賄人作為可以利用的“污點證人”來對待，對其網開一面，要么不立案處理，要么判處輕緩的刑事處罰。這正是很多腐敗大案中，鮮見行賄者獲刑的根本原因。

司法機關的“放縱”，一定程度上縱容了行賄人的鄙陋行為，侵蝕著反腐制度的肌體。受賄固然可恥，行賄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被勒索而行賄的，有多少主動行賄者不是懷著投機心理拉攏腐蝕受賄者的？事難辦、臉難看固然是亟待整頓的官僚主義，但這都不是行賄者大肆拉攏腐蝕公職人員的理由。“有縫雞蛋”該鞭撻，“專叮有縫雞蛋的蒼蠅”也必須拍，特別是，一些官員正是被行賄者拉下水后，無法收手，逐漸蛻變為“巨腐”的。

此外，不排除一些行賄者利用“免死金牌”，以先行自首告發、主動交待行賄行為來要挾受賄者“繼續合作”，謀取非法利益。因為，依據現行法律和司法實踐，行賄自首者無罪，受賄者自首與否都將受到處罰，典型的“上了賊船難下來”，權衡之下，受賄者極有可能不會收手，頂風作案了。在這種特殊的制度安排下，行賄者完全可以先行肆無忌憚地行賄，行賄之后威脅受賄者或者東窗事發后立馬檢舉揭發，與辦案人員做交易。這將是一種很可怕的情形。

正如有專家說，嚴懲受賄卻又寬縱行賄，如此反腐跟開著水龍頭拖地毫無兩樣，受賄落馬，行賄免責，只會造成負向激勵，侵蝕反腐制度的肌體。因而，反對腐敗既要將權力關進籠子，也需對行賄零容忍，補上法律紕漏，嚴格刑事責任，不能讓行賄者無責之事過于泛濫。

可喜的是，刑法修正案（九）征求意見稿對此作出了更科學的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檢舉揭發行為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免除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