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戶籍去留容不得“被做主”

【別把農民進城落戶的權利，辦成強制性的“義務”或“責任”，是這場改革的底線之一。】

城鄉戶籍對立的堅冰終于開始消融。國務院日前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不再區分“農戶”“非農戶”，橫亙千載的城鄉二元對立，有望走向全新的均衡。這將打破利益的藩籬，促進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再邁一步。然而，把好事辦好，各級治理者可能還得頗費一番腦筋。

漂泊在城鄉邊緣的農民工群體，應該是進城落戶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從更廣范圍看，不見得每一戶農民都買賬。有人故土難離，城里再好，不如祖上留下的一畝三分地；有人則看中土地的“價值”，希望走上家庭農場、產業化經營之路。正因此，農民是否愿意落戶、特別是落戶后是否有償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容不得地方政府的“野蠻做主”。這在《意見》中表述為，在尊重農民意愿前提下開展試點，不得以退出“三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

細細讀之，《意見》這一表述的上級大標題為“切實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權益”，“權益”二字，才是我們理解戶籍改革中農村產權的中樞。何為權益？權利加上利益，有權利才能實現利益；何為權利？正如西哲所言，權利乃“可為”，就是說權利本質在于它的可放棄性。可進城落戶，也可不落，可放棄“三權”，也可不放，才謂權利。相反，不可放棄的，是義務，放棄了還要受到懲戒的，是責任。

別把農民進城落戶的權利，辦成強制性的“義務”或“責任”，是這場改革的底線之一。這方面的類似教訓太多了。曾經的強制拆遷，搞出來多少人間悲劇；就在新農村建設中，也不乏半強制的“洗腳上樓”，生活方式難習慣不說，賴以為寄的耕地若不復存在，又該何處去討生活？“我的土地我做主”，盡管并非完整物權，但“三權”仍受憲法法律所保護，不侵犯它們才能讓農民在城鎮化中進退有路。

城鎮化，歸根到底是人的城鎮化、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更準確地講，是以人的權利為本的城鎮化。個中道理中央天天講、反復講，現在還要講，就是要防止一些地方為了城鎮化而城鎮化，為了戶籍改革而改革，生拉硬拽，甚至為了完成所謂的“落戶指標”，把好端端的政策在落實中變了味、發了餿，變成了侵犯農民權益、誘發群體事件的導火索。

土地，乃農民的命根子。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升級到更高端的城鄉結構、產業結構，是一個長期的自然歷史過程，有其客觀規律，強拉不行，硬拽也不成。三中全會提出的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一個成熟的標志，正是“善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只有循序而漸進，在保護權利的同時推動改革，才能遠近兼顧、求同存異，讓留下來的農民安心，進了城的農民放心。

本報特約評論員洪樂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