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圍堵開發商”背后的欠薪困局

近日，近200名農民工因工資被拖欠長達7個月，將位于朝陽常營鄉的項目開發商千畝銀杏（北京）養生休閑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圍困在辦公室，并要求支付工資。針對民工圍堵開發商討薪的情況，北京百瑞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志偉認為，民工將開發商圍堵在辦公室內禁止出入長達6天，已侵犯當事人人身自由權，涉嫌非法拘禁。（7月15日《新京報》）

有句俗話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是萬萬不能的。因工資被拖欠長達7個月，近200農民工把開發商堵在辦公室里，采用極端方式討要工資。有的民工已70多歲，有的還帶著老婆孩子，他們的午餐只是簡單的拉面……面對如此情境，有何理由對他們橫加指責呢？

可能有人會問，除了圍堵開發商，難道沒有其他討薪方式嗎？提到這一點，很多人馬上會想到各種各樣的討薪“創意”，諸如下跪、跳樓、堵路、上訪、爬塔吊、跪拜范仲淹、模仿外交部發言人，等等。仔細想想，如此豐富的討薪手段，有哪一個不是農民工被逼無奈而做出的選擇呢。農民工也要養家糊口，需要按時足額拿到自己的勞動報酬，但由于欠薪而使他們犧牲尊嚴、“人格矮化”，或是走上“違法討薪”之路，這樣的結局，讓人看起來是多么的不合情理？

當然，農民工還可以利用法律手段維權討薪。但不少事例證明，通過勞動監察部門申訴程序繁冗復雜，往往會遇到各部門相互推諉的現象，消耗的時間過長。法律人士“支招”農民工聯合起來走集體訴訟，簡直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畢竟，欠薪長達7個月相關部門卻不管不問，擺出一幅“民不舉官不究”的姿態，僅此一點就讓人對依法維權討薪的前景產生擔憂。

再者，利用法律手段維權討薪需要付出成本。一份《中國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報告》顯示，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資，完成所有程序，農民工維權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種花費；花費時間至少11～21天，折合誤工損失550～1050元。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則成本最少要在5000元，最高將超過9000元。這還沒有計算為此產生的住宿、吃飯、交通等費用。試問，為討薪支付高成本合算嗎？

開發商把責任推給承建單位，承建單位再把責任推給開發商，這樣的“踢皮球”做法屢見不鮮。究竟誰該付起欠薪責任？對相關部門來說，這個問題其實不難解決。然而，相關單位的精明實在讓人汗顏，承認自己欠薪的事實，卻以各種理由拒絕支付農民工工資，雖然不是“惡意欠薪”，但就是一直這么拖著，給相關部門執法增加難度。退一步講，欠薪單位即便迫于各種壓力結清欠薪，也不會因此而受到處罰。欠薪違法成本低，讓他們敢于肆無忌憚地欠薪。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破解農民工討薪難，需要制度保證。一方面，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盡量簡化討薪訴訟案件的處理程序，降低農民工的維權成本。另一方面，還應明確欠薪入罪的操作方法，并加大執法力度，打擊“惡意欠薪”，提高違法欠薪成本。如此，才能對欠薪者形成威懾力，從源頭上終結“極端討薪”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