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數據思維預防惡意欠薪

目前，對欠薪的種種治理方式遠談不上成績顯著，但主動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在傳統行政監察與司法打擊手段之外，更多更廣更深地植入和開發技術手段的思路，肯定是破解惡意欠薪難局的監管新思維。

昨天正逢農歷小年夜，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就“春節前確保農民工工資支付”接受在線訪談。概括起來，邱副部長的談話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宏觀信息。

第一，2013年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辦理拖欠工資案件24.4萬件，為471萬勞動者追討拖欠工資269億元。總體看，全國惡意欠薪案件所涉及勞動者人數呈繼續下降態勢。邱小平沒有披露去年到底下降了幾個百分點，但去年前三個季度，這一下降比例達23.9%。

第二，每年春節前后是惡意欠薪矛盾高發期，亦是專項打擊惡意欠薪的重點時段。今次專項打擊從去年年底啟程，共10個部委和各級地方政府參與，截至本月15日，已為各地共150.3萬農民工追討回被拖欠工資109億元。今次專項追討的受益農民工中，建筑業農民工依然占到九成左右。

第三，雖經多年整治及多管齊下的制度建設，主要受害者為農民工的惡意欠薪依然量大面廣，惡意欠薪現象要有一個根本性改觀尚有待時日。而且，老的矛盾不及解除，新的矛盾又相繼生成。譬如邱小平坦言：拖欠雖主要仍發生在建筑領域，但其他行業也開始明顯增多，而且拖欠工資的背后往往是上游企業之間的逐層拖欠或交叉拖欠，致使討薪難度明顯增大。

至于邱副部長所談及的“其他行業也明顯增多”所指，各地情況可能有所區別與差異——以上海為例，主要表現在餐飲、美容、娛樂、養生、保健、健身、租賃等服務行業，也都不同程度感染上了“欠薪病毒”。由于上述服務業以往的生意，有相當一部分依賴公款消費抑或“私款請公”支撐，如今隨著反腐步步深入，不少以往寄生于“亞腐敗土壤”的此類服務類企業，開始批量倒閉，甚至出現老板卷錢跑路而導致員工應得工資及其他勞動報酬無從著落，漸成惡意欠薪新的“高危領域”。

惡意欠薪始于1990年代初期。到新世紀初年，其所導致的矛盾沖突及對社會穩定帶來的危害達到歷史頂點，以至于當時剛履新的總理溫家寶都被“卷” 入其中，親自為重慶農婦熊德明討回了包工頭欠她丈夫的工錢。至此，全國步入打擊惡意欠薪制度建設第一階段，重點是制定地方法規或行政規章，在建筑業等欠薪高發行業建立拖欠工資預付基金，以及建立對拖欠企業的戒懲規矩。第二階段是惡意欠薪入刑——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設“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2013最高法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了此罪的法律適用標準。僅司法解釋頒行后至去年底，全國因此罪入刑的老板或包工頭已達70余人。

從部分省市的情況看，打擊惡意欠薪已從事后被動打擊轉入事前預（設）防的第三階段。

以上海為例，目前上海已建立起所有入滬建筑企業面面俱到的大數據庫，全市建筑工程不分大小，農民工工資必須每月按規定期限在線支付。哪家建筑工地出現拖欠，勞動監察部門不光在線實時監察，還自動納入監控黑名單庫在線“丟人現眼”，到年底，一系列綜合懲罰手段還要對失信企業再算一回總賬。甭說犯罪式欠薪，即便違法式欠薪，失信成本已高到讓企業不堪承受。到去年，上海全部建筑農民工只有2%出現零星短期的工資拖欠，其中98%的拖欠發生在工程量極小、一般不簽用工合同的零星建筑勞務交易中。另外，針對服務行業內新呈現的工資拖欠現象，上海已著手在多個服務行業，針對行業用工特點及破產倒閉的一般形態，探索防止“欠薪病毒”惡性蔓延的配套做法。譬如，已著手嘗試在上述服務領域建立欠薪預付基金，以備需要時統籌墊付救急。對上述服務領域內實行預付卡消費的企業，試行預付卡賬戶資金第三方托管制度，防止經營者以經營不善為由圈款跑路傷及員工報酬權益。此外，發端于建筑行業的員工工資按月在線支付也開始納入推廣范疇。再則，利用各服務行業內部廣義大數據采集和行業間交叉形成的大數據采集，建立相應的大數據包，實時監控和分析某個服務行業的景氣程度、盈利現狀、工資水平，更在宏觀層面對可能的拖欠工資進行未雨綢繆式的提前預警……

目前，對欠薪的種種治理方式遠談不上成績顯著，但主動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在傳統行政監察與司法打擊手段之外，更多更廣更深地植入和開發技術手段的思路，肯定是破解惡意欠薪難局的監管新思維。

泉水泱（上海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