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頻陷“自殺門”，隨即加快向內地轉移沿海生產基地步伐之后，全球最大代工企業富士康一度從大陸傳媒中“淡出”，人們也漸漸把富士康遺忘。

然而，富士康從來不缺新聞，而且還是制造新聞的高手。就在上周五，其掌門人郭臺銘，在深圳參加富士康萬名員工街舞晚會上用近乎漫不經心的語調披露：未來3年間，富士康將增加生產線上的機器人數量，目前富士康有1萬臺機器人，明年將達到30萬臺，3年后機器人規模將達到100萬臺。這些機器人主要用在噴涂、焊接、裝配等流水線工序，取代人工勞動力之后，富士康生產效率將大幅提高。

郭臺銘不加掩飾地宣布，富士康深圳總部也將加速轉型，其雇工達40萬人的深圳龍華、觀瀾兩大代工基地，將成為產品技術研發、銷售展示、人員訓練、模具制造、新設備與自動化制造研發中心。郭臺銘沒說的后半句話是，屆時深圳富士康使用普工的人數將大幅減少。

郭臺銘披露的用工戰略轉型信息含金量很高，可除新華社發一豆腐干消息外，很遺憾大陸媒體也以集體的“漫不經心”不予理睬之。

郭臺銘所言的機器人無非是流水線上半智能化的“機械手”，可一旦實現了機械手與人手之間一對一的置換，對于在大陸20余城市共有120萬雇工的富士康，至少可置換出50萬個以上的雇工崗位來。

對于郭臺銘，這個置換帶來的正面效應可謂一石數鳥：勞動生產率提高自不待言；工資集體談判、員工維權這些個大陸媒體緊盯的“麻煩事”甩掉一大半；員工“四險一金”、集體宿舍、文化娛樂、吃飯洗澡等樣樣要現銀的“剛性負擔”也卸掉不少；而大量使用機器人信息的傳播，還額外增加了“內地富士康”們向所在城市政府索取更多優惠政策的議價能力。

對于以引進富士康為榮的各座城市的政府，尤其是“自殺門”后動用了超額政策優惠手段，費盡心計請富士康“入甕”的城市政府，招商成功的過分喜悅無疑因此而倒吸了一口涼氣。縱然，深圳代工基地可大幅度使用機器人，“內地富士康”同樣可照搬效仿——這一效仿作為郭臺銘手上的“議價牌”，其獨有的功能在于：目前重慶富士康與深圳、上海近郊昆山富士康等相比，工資、獎金、福利開銷大體相當，以綜合用工成本計，重慶富士康雇傭一當地籍員工，每月用工成本沒3000元壓不住，而昆山富士康綜合用工成本也不過3200元上下。如此一來，面對富士康提高生產效率所包含的多重“利益選項”，在沿海與內地稅收優惠都呈基本用足的現狀下，內地城市要阻止或延緩富士康的“換手”舉動，必須在行政收費環節和地方建設基金征繳環節給予富士康更大的優惠，致使千方百計引進富士康的城市所獲的最終收益，很可能只局限于為當地解決了階段性農民進城就業的政策目標而已。

現如今，不論沿海還是內地，地方政府都在高喊加快生產方式轉變，殊不知，郭臺銘發出的“機器人信號”，看上去只限于生產組織方式轉變，但其實質卻系地道的生產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很可惜，內地政府對此的敏感程度很可能遠不如富士康那樣的跨國代工企業。

“機器人信號”對內地后發展城市提出了新的警示：單靠抑或繼續過度依賴土地、稅費等優惠政策吸引沿海產業向內地落戶的發展思路，已面臨“郭臺銘”們的挑戰，在這種新挑戰面前，內地無限度“優惠招商”曾經帶來的發展“時空”正在變“短”和變“窄”，而可以預計的是，更多在華外資代工企業也將步富士康后塵，走上提升生產效率壓縮雇工數量的新途。這是各地政府在發展與轉型糾結中已然面臨的又一個棘手矛盾。若再跳不出粗放式、低水平發展的窠臼，新舊矛盾的糾結將越結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