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過去，富士康十余名員工連續自殺悲劇的沖擊已漸平息。富士康不僅重新站住了腳，而且被多個內地城市延攬。有的官員還拍胸脯說，我們幫你管宿舍管工人，再有自殺就不是你的責任。

我國大量企業確實是血汗工廠。但血汗工廠就會導致密集自殺嗎？如果按我國一般現實狀況看，富士康應該不是最差的，不要說“奴隸磚窯”、“奪命礦井”這類惡例，就是同在深圳，比富士康勞工待遇更差的企業也不難找。

而如果我們延伸視線，就會發現“農民工”密集自殺現象并不始于富士康。20多年來一直有這類現象。如農業部前司長郭書田先生在他多年前的著作中曾引證過一封1988年的讀者來信，信中說：

“我在四川省南部縣工作，南部縣城位于嘉陵江邊。有時我在江邊看到一具具女尸。聽人指點說，‘這具女尸是綢廠的’、‘這具女尸是織布廠的’、‘這具女尸是絲廠的’……后來我了解到，她們中的一些人是近年進入城市做民工的農村姑娘。因為沒有城鎮戶口，往往很難與市民男青年結婚，她們又不愿回到農村和農民結婚。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巨大的社會與心理壓力下，選擇了含恨嘉陵江的道路。”

1980年代尚未發生國企產權改革，四川農民工受雇的這些紡織企業都是國營，和通常認為“資本主義”特有的血汗工廠好像不是一回事。但富士康事件時曾有材料說，富士康自殺員工中有若干人是因“個人感情”問題輕生。正如20多年前嘉陵江上的慘劇一樣，這些“個人感情”問題背后是嚴重的社會背景：“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社會又不可能退回農村的困境。

為何條件惡劣得多的山西“奪命煤窯”沒有發生勞工密集自殺？因為那里沒有融入問題。山西礦區并非移民目標地，下井采煤的主要是來自中西部貧困地區的成年農民工，“新生代”較少，只想打幾年工掙點賣命錢回家。但20年前的嘉陵江和20年后的富士康就不同，那些不幸的年輕人已無法接受耗盡青春后回鄉終老的命運，但城市又不接納他們。這種“中國特色”的命運不是西方過去的“血汗工廠”工人所曾經歷的。

富士康事件表明，“第二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已經迫切。在住房問題上“既無福利又無自由”的“流動勞工”制度不能再持續下去。“流動勞工”家居化的趨勢難以回避，這就要求“或者給自由，或者給福利，最好兩個都給，但不能兩者都不給”。

富士康事件發生后，“宿舍問題”一度成為輿論關注焦點。官員與管理層提到一個設想，就是不再建設這種集體宿舍，而改用給工人發放房租補貼的方式，讓工人自己在廠區附近租房住。

擁有20萬員工的富士康廠區周邊現今就為“城中村”包圍，當時富士康員工中據說近四成“為了自由而到外面租房子”，基本上就是在城中村做租戶。在官員與富士康管理層看來，這些城中村條件很差，遠遠趕不上“高福利”的富士康集體宿舍。而且這里也陸續面臨“改造”，到時租住其中的員工難免會被“不補償不安置”地趕走。那么，他們為何不愿住在“高福利”的集體宿舍里，而愿意住在貧民窟般的城中村，還要冒著隨時被驅逐的風險？

道理很簡單：他們要成家嘛。別的不說，過著家庭生活的勞工盡管在貧民區，比集體宿舍里單身勞工的自殺率還是要低得多。當年的南非如此，中國會有所不同嗎？

但一些官員對此卻有另一種思路，他們認為“高福利”宿舍區自殺頻發的原因是“管理”不夠嚴，他們建議由政府代替資本家來管理宿舍，以中國特色方式解決員工自殺問題。不過富士康這個臺資企業在臺灣并沒出現密集自殺現象，而我們從20年前的嘉陵江到今天的富士康，這種現象已延續多年，其中原因到底是“中國特色”太少了呢，還是這一特色太多了？（本文摘編自中國經濟網，有刪節,作者系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