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學而優與富士康之間的合同糾紛在各大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與以往一樣，這次輿論幾乎又一邊倒地將同情給予了弱者，而強矛頭對準了強者，根本不顧其中的是非曲直。咱中國人似乎是全世界最具有同情心的人群，可因為這樣，卻也可能成為全世界最沒有理性的人群。

有論者將學而優與富士康之間的博弈比作看似弱小的大衛和貌似強大的巨人歌利亞之間的戰斗，并聲稱“一個柔弱勇敢的人只要堅持自己的訴求，正義和公平不會缺席，強勢強大的另一方將成為失敗者。”諸如此類的論調確實非常煽情，卻也不能不說是非常地不理性。作為評論人，只能憑事實說話，有幾分事實，就只能說幾分話。試問，在記者的調查并不充分和法律的仲裁尚未明了的情況下，憑什么就一口咬定弱者就是正義的，而強者就一定是非正義的呢？

其實，學而優與富士康之間的合同糾紛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糾紛――如果不是富士康樹大招風，我相信沒有任何媒體會對這種司空見慣的糾紛感興趣的。而且，各大媒體在報道此事時，使用了諸如“逼遷”與“被退園”之類的充滿了暗示性的詞匯，同時又將學而優的總經理陳定方提升到了文化人的高度――一方面“妖魔化”了富士康，給他的單方面提前終止合同的行為貼上了非正義的標簽；另一方面又“神化”了陳定方的抗爭，花了大量的版面強調書店的文化意義，指出“書店不僅僅是一門生意，陳定方做不到純粹的在商言商。而相較商業白紙黑字冷冰冰的契約關系，學而優與富士康青年工人之間心靈的契約更讓陳定方看重。”以上這種解讀方式非常切合讀者的閱讀期待，迎合了大部分讀者對于強勢者與弱勢者的刻板印象，確實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然而，大多數人的認同卻未必一定是正確的，歷史上的無數事實已經證明，非理性的群體認同，包括毫無原則地濫施同情心，往往會帶來巨大的社會災難。

不可否認，富士康確實是單方面提前終止了與學而優的租賃合同，但這是否就意味著如某些評論人所說的，富士康違背了契約精神或不守商業信用呢？其實倒也未必。眾所周知，幾乎所有的合同，都會明確規定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而且也會有終止合同的條款。一般來說，合同上會寫明，如果需要提前終止合同，應提前一定的時間告知對方，即履行告知義務，而且違約方必須賠償因違約而給對方造成的合理損失。如果雙方協商解除合同不成，可以訴諸第三方權威機構的仲裁，即尋求法律解決。盡管相對學而優來說，富士康確實很強大，但在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面前，二者是平等的。學而優固然有自己的權益訴求，富士康同樣也有，二者無高下之分，不能說弱勢者的權益訴求一定就是正義的，而強勢者的權益訴求一定就是非正義的――在雙方的糾紛中，富士康不但按合同的要求履行了告知義務，而且承諾“可以按合同規定進行補償，并提供了另外幾處地方供學而優書店選擇”，既然這樣，我們不能說富士康單方面提前終止合同違背了契約精神。事實上，在陳定方自己的陳述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富士康確實是履行過告知義務的――“分別于2010年1月1日、2011年2月28日、2011年3月21日發函至申請人，要求解除合同并限令學而優于2011年3月22日前必須撤場，否則，采取強制措施清場”――而且了承諾了將賠償學而優的損失，這似乎并沒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如果富士康真要“以大欺小”，三個月之前早就可以“采取強制措施清場”了，何必等到三個月之后呢？至于說到“富士康聲稱給予提前解約賠償，但至今未付分文，沒有任何具體賠償方案”――試想，這個賠償方案照理應該是雙方共同協商的結果，能由富士康單方面說了算么？如果雙方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富士康怎么支付解約賠償。既然雙方協商未果，唯一的解決方式就是訴諸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