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風險是地方財政赤字與銀行風險。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絞盡腦汁增加投融資平臺，向銀行融資。地方政府收入從何而來？向傷痕累累的實體企業嚴厲征稅嗎？向個人頭上增加稅收嗎？銀行利率水漲船高，表面上漁翁得利，實際上卻暗含了越來越大的壞賬風險，或者在房地產泡沫崩潰后引發野村證券所說的資產負債表的衰退。

第二個風險是民間高利貸的風險。根據筆者的市場調研，目前民間投資資金有70%投向了房地產信托或者房地產基金，以穩獲10%以上的年化收益率，但這背后是房地產公司背負高額融資成本。目前中小房地產開發商信托融資成本高達20%甚至25%，而大型房地產開發商融資成本則在15%左右。如此高的融資成本，加上成交量下挫，很可能引發資金鏈斷裂。據測算，從去年開始有5000億元以上資金流入房地產信托，一些人盲目相信地產不滅的神話，趁房產商資金鏈抽緊大發橫財，而一旦房地產急速下挫，將引發民間金融漩渦。

房產稅是政府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房地產市場做空工具。如果說限購行政色彩過濃，無法持久，限貸無法應對社會上四處流動的現金，那么，房產稅則是能夠改變投資關鍵預期的手段。如果房產稅接近資本利得稅，那么當投資收益上升時，政府可以通過房產稅扼制投資收益空間；如果房產稅接近物業稅，那么當持有者大批捂房浪費社會資源時，政府可以提高持有稅將存量房逼出市場。一種擁有收益決定權的稅收，必定是資本或者貨幣市場的武器，但目前房產稅的定向目標只是新購高檔房，好端端的武器就這樣被束之高閣。無怪乎還有物業擁有者，因為他們無需支付任何持有成本，只要是前幾年買的，就能夠做到以房養貸。在交易時也無需繳納更多的資本利得稅。

我們必須從中國稅費結構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大局上認識房產稅，而不是向既得利益階層一味綏靖，使新稅種墮落成為無關痛癢的雜稅。與此同時，應當開辟通向實體經濟的融資渠道，使民間資金最大限度地參與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變革，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