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的退出表明對體制的不信任

財富的“退出”也有幾乎同樣的背景。歷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會的底層，是貧窮得生活不下去的社會群體。但這一波移民的主體則是(上層)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作“退出”的選擇，也同樣說明了這個群體對有關現存制度體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產階級是改革開放的產物。這個群體的“退出”很難理解，因為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少數幾個經濟發展強勁的國家。從發財致富的角度，他們沒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選擇。實際上，很多作了“退出”選擇的人仍然離不開中國。他們把在中國積累起來的財富和家庭成員安居在海外之后，還是繼續在中國發財致富。只不過是今天賺了錢，明天就存到海外。這表明什么?表明他們對有關體制的毫無信任感。

實際的情形也是這樣。改革開放培養出來一大批民營企業家，造就了這個中產階級群體。之后，中國修改憲法和法律來保障私人財產權利。執政黨也隨之向這個群體敞開大門，接納他們參與政治。這是中國體制轉型非常成功之處。但在執行層面，憲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紙空文。私營企業仍然受種種政策的限制，發展空間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發了財，就會被各級權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權力所盯上，再多的財富也是無力抵抗的。權力者往往能夠用各種方法把財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權力者不作為，過度“親商”，和資本一體，造成了收入差異過高，社會高度分化，結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會階層，有產者感覺到不安全。在這樣的情況下，財富自然會作“退出”的選擇。中國的中產階層規模本來就不大，隨著中產群體選擇“退出”，中國社會的底層群體必然擴大。這也是當前中國的一個趨勢。

回到赫希曼。根據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們選擇“退出”，那么結果就是“聲音”的消失，而“聲音”的消失的結果，就是體制改革壓力的消失，這樣一個體制就會走上衰落的不歸路。簡單地說，隨著知識和財富的“退出”，中國的內部改革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和其他社會一樣，知識和財富是中國社會上最有能力發出“聲音”的兩個群體，一旦這兩個群體選擇“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動力。

再者，人們還可以繼續問，在知識和財富“退出”之后，中國還能留下什么？這個問題似乎很簡單，那就是：愚昧的權力和持續的貧窮。這兩者是因果關系，持續的貧窮是愚昧的權力的結果。權力具有建設和摧毀兩面性，它可以創造世界史上的經濟奇跡，可以在短時期內造就千萬富人，可以建設巨大無比的大學城，但只要權力的目的是為了更大的權力，那么權力則可以毀滅一個經濟奇跡，迫走財富和知識，摧毀一個教育系統，結果社會總體還是繼續貧窮。在很長時間里，人們把權力的創造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但忽視了如何通過改革制度來遏制權力的毀滅特性的問題。如果權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權力體系，很顯然是中國目前和今后長期所面臨的最棘手的挑戰。

作者為新加坡國大東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