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4月初發布的《2010胡潤財富報告》估算，中國目前有5.5萬名億萬富豪。沒有可信的數據顯示這些富豪已經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的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再次掀起投資移民海外的熱潮，到美國投資移民的EB-5類簽證的中國申報人數已經翻了一番，從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過1000人。（5月23日《經濟觀察報》）

上一輪國內富人移民潮出現在2003年前后，當時由于全國出現了針對富人的惡性案件，富豪們無不紛紛為自己安排出路。這次讓富人們作出移民決定的，更主要還是國內投資環境的變化，而社會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仇富心態也是富人找不到安全感，轉而尋求移民庇佑的根本原因。

客觀地說，富人對安全感的惶惑，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問題。單一把富人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歸結為仇富或財富原罪，都是不妥當的。實際上，現實中財富分配的不公，才是人們產生仇富心理的沃土。當人們將對財富分配不公的憤怒轉化為對富人階層的仇恨時，仇富心理便由此滋生。事實上，仇富心理的產生與富人財富來源的合法性、道德形象不佳及責任形象缺失都有一定關聯，但社會調節機制一定程度的失靈和財富再分配機制的缺位，在其中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由于財富再分配機制力度較小，不能起到顯著的貧富差距調節作用，這最終使得社會疏導機制出現問題，并導致仇富心態產生。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在當下社會背景中，金錢所帶來的“不安全感”絕不僅存在于富豪群體。當脆弱、易碎等名詞與白領中產階層如影隨形時，他們難道就擁有對財富的“安全感”嗎？

我們無法否認部分富豪的財富“原罪”，可能是致使其缺乏安全感的根本原因，但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還在于，富豪的不安全感其實是整個社會對財富認同度流失的一個縮影，是階層、群體對財富認同度流失的結果。只是因為富豪的財富過多，他們才最終成了對財富“不安全感”的一個符號和象征。

消除仇富心態，一定程度上講，主要還是靠富人自己。富人階層理應成為一個既富裕又不乏同情心，既誠實守信又富有社會責任感的階層。要知道，人們表面看似仇富，實際只是在仇恨一些非道德行為。亞當·斯密也曾說過：“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這其實也是從財富分配機制的角度，對當下富人的不安全感問題進行破解，而非僅通過簡單的移民來解決問題。

因此，富豪們因不安全感而移民海外，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其實是社會問題，并非僅僅與財富有關。這實際也呼吁，制度應及早對存在其中的財富分配問題進行改良，而不是一味抱怨富人的財富或只懂得靠移民逃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