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改革就是要創造龐大的中產階層

南方之行給中國共產黨找到一個方向——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的政黨。南方之行以后央地分權，1995年以后國企改制，產生很多私營企業家。執政黨首先修改憲法，民營企業合法化。再接著，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容許和鼓勵民營企業家入黨。后來的物權法確立了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日報：在南方之行二十周年的當下，中國改革似乎又面臨一個十字路口？

鄭永年：對，鄧小平說要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然后實現共同富裕。現在到了分大餅的時候還是繼續把大餅做大？在一些方面，左的思想抬頭，過分強調分大餅，想通過分大餅的方式來達到社會公平；同時很多地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敢提了，很多不好的現象都歸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又面臨一個十字路口。

近年來很多人覺得沒方向了。我認為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很多問題是中國的改革者在改革試驗過程中，沒有把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分開，沒有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分開。

比如，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都是社會領域，但是在中國都看成是經濟領域，用經濟政策去取代社會政策，把這些本來應當是社會的領域成為產業甚至是主柱產業在發展。1997年金融危機以后，就有人建議開放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的惡果到現在都沒法解決。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房地產又成為支柱產業。之前，醫院也成為暴富產業。中國的很一大部分經濟增長是政府為了追求GDP主義通過破壞社會而得到的。在經濟領域呢，應該是市場化的，反而體現過多的社會主義成分。例如國有企業改革沒有深入，搞壟斷，越做越大。尤其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國有企業大擴張，擠占了民營企業的空間。民營企業本來生存很困難，現在更困難，因此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企業家外逃。企業家外逃了誰來發展經濟？國有企業已經改變原來的設想。現在的國有企業不是國有的，已經成了國家政府代理人的企業了，賺錢自己分，賠錢了向國家要錢。國有企業內部私有化情況很嚴重。誰來監督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怎么建立？國有企業內部要不要引入競爭？這些都有待于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