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代的儒家學者中，孟子對民本思想的闡述顯得最為深刻。比如，他在評述“堯舜禪讓”這一歷史事件時，認為君主不能以政權私相授受，而是必須同時合乎天意（“天與之”）和民心（“人與之”），民心又是天意最根本的表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因此民心之向背才是政權轉移的最根本原因（“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關于民本思想的大膽言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宋代理學家陸九淵和他的兄長陸九齡在談到孟子的這些言論時，曾有“曠古無此議論”的感嘆。

“清初三大儒”的一個共同點就是自覺繼承和發揚了自孟子以來的民本思想

明末清初時代，面對陵谷變遷的滄桑巨變，儒家知識分子開始以學術的眼光反思這一巨變背后的真實原因。在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中，王夫之和顧炎武、黃宗羲尤為后人所稱道，被稱為“清初三大儒”。在顧、黃、王的學術成就中，所共同的一點是自覺繼承和發揚了自孟子以來的儒家民本思想。黃宗羲著有《明夷待訪錄》，反對君權獨裁，主張“學校議政”，顧炎武贊許為“百王之弊可以復起，三代之治可以徐還”。王夫之在參與了南明永歷政權的抗清活動后，僻處于湘西深山，很少與同時代的學者往來，因此其學術成就鮮為人知，但是他以理性的精神斟酌歷史，所得出的結論卻與顧炎武和黃宗羲有殊途同歸之處。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走向民主思想的開端，衡諸歷史，這一結論絕非是空穴來風。

王夫之以儒家民本思想為裁量標準，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進行了廣泛的批判

清初三大儒中，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以民族主義而見稱于世，他所著的《黃書》在清末的“排滿革命”運動中風靡一時，他本人也被章太炎推許為“民族主義之師”。但綜合各個方面來看，王夫之的思想根底其實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以及人道主義精神。在對歷史的反復衡量過程中，他以儒家民本思想為裁量標準，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進行了廣泛的批判，這些批判是王夫之思想中的精華部分。

王夫之認同原始儒家的信念，認為“公天下”是政治思想領域的首要原則。他反對將一姓之興亡置于萬姓之生死之上，認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恒數，茍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讀通鑒論》中有一條“社稷不存以能保民者為重”，這是王夫之引用史事對孟子“民貴君輕”說的具體闡釋。

王夫之通觀史事，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專制政治制度也提出了批評。他認為政治制度的設計應該“循天下之大公”，而秦漢以后的帝王視天下為私產，所設計的政治制度無不是為了“遂一己之私”，對于這類不良政治制度，王夫之直斥為“孤秦”、“陋宋”。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曾論及明朝的政治制度，認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王夫之與黃宗羲有相同的看法，他在《搔首問》一書中回顧歷史，指出自秦漢以來，更換宰相次數最為頻繁是唐高宗、唐昭宗和明崇禎皇帝，而這三人都是典型的亡國之君。在《讀通鑒論》中，王夫之進一步論證說：“宰相無權，則天下無綱，天下無綱而不亂者，未之或有。”在宰相負責制的基礎上，王夫之設想以君主、宰相和諫官三環相扣，形成一個相互制衡的良性運轉政治體制，從而可以將君主制的弊端降低到最低程度。他希望君主能“虛靜以統天下”，不要越出法律制度的范圍之外，這已經近于一種“虛君制”的理想。這就比孟子“民貴君輕”思想更進了一步。

王夫之的思想中有著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他時時能深刻地感受到人民的痛苦，并以自己鋒利的筆觸為這些生活在絕望深淵中的人們發出吶喊和呼號。宋代以來，理學家高談仁義，在法律領域內卻日益實行嚴刑峻法，甚至不斷有恢復“肉刑”的呼聲。針對這種反人道的說法，王夫之直率地指出，主張嚴酷刑罰的人其本意并不是痛恨罪惡（“惡惡之甚”），而是為了愉悅自己那見不得人的陰暗心理（“欲快其怒”），提出這些主張的所謂“儒者”已經背離了儒家“仁者愛人”的基本原則，是披著儒家外衣的申韓法家（“申韓之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