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殺人案

近日有媒體報道的山東聊城一起故意傷害致他人死亡案，一石激起千層浪，短時間內，眾說紛紜，議論紛紛，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辱母殺人案”、“激情自衛”、“正當防衛” 等關鍵詞登上了各社交媒體熱門排行。引發群情激奮大討論的源頭，來自一篇《刺死辱母者》的報道。據這篇文章描述“11名催債人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甚至脫下褲子，當著兒子的面用極端手段侮辱母親。匆匆趕來的民警未能阻止這場羞辱。情急之中，22歲的兒子摸出水果刀刺傷4人，其中一人不治身亡。而后，兒子一審被判無期徒刑。”

這個案件之所以升溫發酵，得益于有關方面并未有意隱瞞打壓，刪帖刪文，而是包容透明，讓各自觀點充分表達，體現了我們法治建設的成熟和開放。隨著輿情升溫，司法機關也主動作為積極回應。最高檢察院派員赴山東對該案事實、證據進行全面審查，對媒體反映的警察瀆職等行為進行調查。山東省高級法院也發布了已于3月24日受理該案上訴，合議庭現正在全面審查案卷的消息。

從目前的輿論走勢看，視角多樣，觀點碰撞，各抒己見，莫衷一是。綜合各種觀點，大多議論依據一家之言，缺乏多方視角，缺少很多細節。僅僅據此來還原事情真相，難以解釋諸多疑問。而坊間依據此篇報道發聲，就此得出結論性觀點恐怕還為時尚早。

細節恰恰是判斷是非的基礎，網上發布的一審判決書與前文報道有所出入，據判決書中被告人所述“派出所的民警帶來，派出所的民警勸說別打架，之后就去外面了解情況了。其他人讓我坐到沙發上，我不配合，有一個人就扣住我的脖子把我往接待室帶，我不愿意動，他們就開始打我，我就從桌子上拿刀子……” 《刺死辱母者》所描述的是兒子在母親受辱的情況下刺死辱母者，主題和邏輯關系也是要圍繞這個“事實”，被告人在法庭闡述的案發瞬間的情景則與此不符。所認定的事實，并不完全一致。視角不同，得出的結論可能也有所不同。

連日來評論圍繞著倫理與道德展開，也有人探討正當防衛的法理依據，對“防衛緊迫性”作出判斷。必要的理性探討和理論分析是可取的，但需要更多的事實作為評判依據。有些偏激者甚至認為“殺死辱母者的行為，不但不應懲罰，反而需要褒獎”，這樣的言論往往把爭論引向極端。在這個事件中，公眾更要保持必要的理性，不要被過度情感和偏頗言論所左右，如果指望通過“血親復仇”、“以暴制暴”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那無異于是緣木求魚。感情用事，言辭偏激，跟帖過激，解決不了法律問題。

目前此案已經到上訴階段，案件程序還未走完。被告人有罪無罪、罪輕罪重并無最后定論。隨著案情的不斷披露，相信還會有很多細節浮出水面，公眾不妨多些耐心和定力，給司法機關足夠寬松的輿論空間，等待最終判決出爐。司法機關也應順應民意，在法律允許的范疇內及時回應公眾關切，依法公開相關信息，只有公開透明才能有效的促進司法公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聯系群眾，規范司法行為，加大司法公開力度，回應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公開的關注和期待。”

關注輿論及時回應，是陽光司法的進程。法官作為案件的審判者，要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案件的事實依據才是斷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無罪的基礎，法律明文規定才是量刑的依據。有理由相信，給司法機關時間與耐心，案件一定會有一個公正的判決。而面對輿情關注，能夠清楚的解釋判決依據，能夠清晰的解答公眾疑惑，才是最好的回應。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這個周末，朋友圈滿屏皆是“刺死辱母者”——22歲的于歡，用帶血的刀刃捍衛媽媽的尊嚴，被判無期徒刑。輿論空前一致的憤怒，讓最高檢迅速回應并介入調查。然而，需要重新審視的，不獨是于歡母子的遭遇，更是他們所代表的中小民企身后，無法逃避的民間借貸噬人的猙獰。

于歡之母蘇銀霞，為了讓命若游絲的企業繼續喘息，向所謂地產商人吳學占（已因涉黑被警方控制）借月息高達10%的高利貸以周轉，盡管此后償還額相當于本金兩倍，仍無法徹底清欠。于是，涉黑團伙的暴力催債張狂登場。讓于歡舉起那柄絕望水果刀的，不僅僅是非法拘禁和極端侮辱，也是民間借貸滋生的貪婪與無恥。

于歡一案，將隱于地下N年、始終禁而不絕的民間高利貸恐怖行徑，也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今日、中小企業面臨的資金周轉困境，統統大白于天下。類似的暴力催債事件，在長三角、珠三角，幾乎每天都在隱秘中發生……

蘇銀霞為什么不向銀行借貸，而要主動踏入可怕的高利貸陷阱，甚至有報道說，她本人也涉嫌介入非法集資。那么，這張網究竟有多大？捕住了多少民企？

很多小微企業，在正常融資渠道中走投無路。眾所周知，銀行鐘情的信貸對象，要么是國企，哪怕虧損也不怕貸不到款；要么是長盛不衰的房地產。而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要從銀行借貸，比登天還難。銀行也振振有詞，借錢給民企風險太大，一旦欠債不還，法院往往一攤手：執行太難。于是，地下錢莊這個毒瘤，在小微民企旺盛而無奈的需求下，越長越大。在驚人的厚利驅動下，涉黑性質的暴力催債此起彼伏。

那么，面對民間高利貸肆無忌憚的囂張，一些地方政府和警方何以無所作為？

國家規定的合法年息上限不是36%嗎？而各種高利貸早已嚴重超出，有法律界人士評價，吳學占從蘇銀霞手中獲取的大部分本息，已是非法所得，不受法律保護。然而，接獲報案出警的民警，面對催債人的惡劣行徑，卻極其輕描淡寫，“要賬可以，但不能動手打人”，居然隨即離開，置蘇氏母子安危于不顧，悲劇于是發生。

事實上，高利貸的獲益者，往往不只是放貸人自己，為了保障“非法”生意的安全，這根利益鏈條常常會把某些官方人士環繞進來。有厚利可圖，為“非法”撐開保護傘的那些力量，足以使放貸人猖狂。

民間高利貸侮辱和傷害的，不僅僅中小民企，還有在他們提供的大量就業崗位上勤勉養家糊口的普通打工者，更有正在努力通過脫虛向實、尋找靠譜動能的中國經濟。

就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首先回應的，就是金融市場問題。他斬釘截鐵地表示，“實體經濟不發展，是金融最大的風險”，他還說，去年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是為了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所以金融機構還是要著力去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健康發展，絕不能脫實向虛。

相信正處在困境之中的中小企業主，會為總理這一毫無保留的支持感慨萬千。而金融機構還能對總理的當頭棒喝無動于衷嗎？

無數中小民營企業，正在用最草根的力量，拼命支撐起中國的實體經濟。很難獲得信貸支持的他們，不得不承擔高昂的融資成本，卻成為解決中國就業的最大功臣。據統計，我國私營企業超過1598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5073萬戶，從業人員達2.57億，民營經濟稅收貢獻超過50%，創造GDP超過60%，固定資產投資占比超過64%，提供了超過80%的城鎮就業崗位和90%的新增就業崗位。

如此功勞，值得被全社會尊重，更應得到金融業千方百計的支持而不是歧視。但愿，于歡一案，能提醒中國金融界正視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不要在已經脫實向虛的中國經濟傷口上再撒鹽，更不能在高利貸者身后助紂為虐……

于歡一案，受到網絡輿論的極大關注。在某門戶網站上的單條新聞下，評論就超過200多萬條，加上其他各大網站以及微博、微信、新聞客戶端上的留言，初步預計已經過億，創造了有中文網絡以來的參與紀錄。

民眾的廣泛參與，表面上是對受侮辱與受傷害者個體命運的關注，實際上是對所有人命運的共同關注。

于歡被判故意傷害、無期徒刑，在網上引起熱議。網友們從各個層面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不僅援引刑法第20條，甚至援引古今中外各種案例，相當于進行了一場關于正當防衛的法律原理和歷史案例的大課。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原本的疑點逐漸清晰，法律得到了普及。

這說明，全民大討論本身，對于法治社會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過程。法治社會的形成，不僅僅有賴于完備的法律條文體系，更需要形成全民知法懂法的法治共識。法律的條文由立法者根據立法的專業知識，皓首窮經，反復推演而來。社會的法治共識，卻需要深入到每個公民的思想意識深處。

通過對此類案件的關注，一個個法律用語不再艱澀難懂，而是跟具體的行為聯系在一起。公眾不僅了解到法律概念，更重要是明白了法的精髓。尤其是這種普遍關注的案件，絕大多數人都能夠通過對法律概念的了解，形成自己內心的判決。如果大多數人能夠形成相對統一的“內心判決”，那就是一種法治共識。

法律并不優先于社會大眾而獨立存在，法治首先要維護的正是社會共同守護的價值觀。如果于歡案的判決確實符合法治精神，就需要當時法官作出明確的專業的法律解釋。所以，當法治相關工作人員看到這樣的新聞的時候，態度應該端正一點。像濟南市公安局這樣，發一張驢頂大巴圖，配圖文字為“世事多奇葩，毛驢懟大巴”，嘲諷公眾為不自量力的驢。雖然后來該局稱發布者并非民警，是個人行為。這種態度本身，卻是對公眾試圖通過討論建立法治共識的一種羞辱。

公眾的討論可以業余，法官的判決必須專業，如此方能服眾。輿論的關注產生了明顯的效果。繼山東高院受理于歡上訴之后，最高人民檢察院表示將派員對此案進行全面審查，并對媒體反映的警察失職瀆職行為，依法調查處理。山東省公安廳、省檢察院均表示將對此案進行核查調查。

任何人，只要有一顆追求公平正義的心，就不會錯過每一件引發社會關注的案件。對于社會形成法治共識，有關機構應當拿出一份比之前的判決書更加專業和權威的意見。

從來沒有一個案件，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引發如此之多的公眾討論。

我們暫且將情感因素擱置一邊，從法律的視角來審視這樣一個判決，無疑也的確存在許多問題。在認真讀完這份24頁的判決書之后，作為法律人，案件的判決的確存在法律上的改判空間，我們也相信這個案件將會得到改判。

在本案當中，于歡用水果刀捅傷四名暴力催債人員并致一人死亡、二人重傷的行為，無疑已經符合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問題在于，于歡的行為在構成“故意傷害罪”的情形下，應當如何追責？

首先，是否存在法定免責事由，也就是是否可以將于歡的行為認定“正當防衛”；其次，于歡的防衛行為“是否超過必要的限度”；再次，從量刑角度而言，于歡的行為是否可以認定為“自首”。前兩者屬于刑法規定的“不負刑事責任”和“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后者則屬于“可以從輕處罰”的法定情形。

結合本案，于歡維護其母、并在警察離開之后持刀捅人的行為究竟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的法定含義，是本案追責的關鍵所在。一審判決認為，于歡“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因此不認定“正當防衛”。

那么究竟本案的“不法侵害”是否存在、是否處于持續狀態、是否為了制止不法侵害以及是否超過必要的限度？我們認為，本案的不法侵害不僅存在，而且一直處于持續狀態。結合判決書認定的事實以及媒體報道的有關細節，自2016年4月14日下午4點多至晚上11點，暴力逼債的八九個人將于歡和其母蘇銀霞先是限制在公司財務室，在吃完晚飯之后，又被限制在公司一樓接待室。在這個過程中，非法拘禁顯然一直處于持續狀態，杜志浩等人對蘇銀霞的強制猥褻、侮辱行為也處于“正在侵害”。

另外，在警察到現場說了一句，“要賬不能打架，不能打人，好好說”，隨即離開。正是在未得到警察幫助的情形之下，被摁在長沙發上的于歡不堪忍受其母受辱，拿起水果刀捅向了杜志浩等人。故此，我們認為，于歡在警察離開之后，不堪其母受辱，又無法擺脫暴力逼債者的人身控制之后，做出了憤激的行為，依法應當認定為“正當防衛”。

同時，從部分證人的證言及蘇銀霞、于歡的供述來看，于歡的行為符合刑法關于“自首”的認定。對于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于歡捅傷了杜志浩等人，歸案之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顯然，如果二審法院能夠認定于歡行為中的“正當防衛”情形，并在量刑環節認定“自首”，于歡在二審改判的幾率是非常高的，于歡的量刑的合理預期應當在5年以上10年以下。當然，從嚴格規則主義出發，二審法院也有必要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將“民意”與“規則”做適當區隔，從而實現對法治的堅守。

于歡是一個22歲的青年，在被“討債人”長時間限制人身自由，母親被人當面侮辱的情況下，他心理崩潰，當場刺傷11位職業“討債人”中的4人，其中羞辱他母親的杜志浩自行駕車前往醫院，后因失血過多而死亡。

山東聊城中院認為，雖然“討債人”限制了于歡母子的人身自由，當著于歡的面羞辱了母親蘇銀霞，但杜志浩等“討債人”并沒有動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況下，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據此，法院裁決于歡故意傷害罪成立，判處無期徒刑。

從新聞報道的細節看，于歡刺人事件完全是由于“討債人”用極端羞辱人的方式逼出來的，拉屎、按馬桶、限制人身自由、露出下體往蘇銀霞的臉上蹭。警察接警來到現場，說了一句話，“要賬可以，但是不要動手打人。”轉身就走出了門。屋內的于歡眼看警察出了門，心里最后一絲理智崩潰了。

報道中除了高利貸以外，有三個細節值得關注。第一，杜志浩實際上早在2015年8月，就因為開車撞死一名女中學生逃逸，被網上追逃。一個本該惶惶不可終日的逃犯，竟然能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惡，警察來了之后也沒有過問他的身份。第二，事發后，當地一位企業家被公安局叫去了解情況之后，債主吳占學緊接著就給他打電話，追問情況。公安找誰查案，本來應該是秘密，為什么馬上就讓吳占學知道了？第三，事發之后，聊城公安局派東昌府分局前來辦理吳占學黑社會案件，而不是由冠縣自己來辦。這多少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法院以對方沒有工具為由，認為沒有防衛的必要性，完全忽略了人的情感，忽略了一個兒子親眼見到母親受到如此大的侮辱，心靈所受到的重大沖擊，以及當時所采取的克制態度。是警察的離開，才最終讓于歡崩潰。為了自己和母親的尊嚴和人身安全，拿起刀奮起抵抗。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法院在判決的時候，應當考慮這樣的因素。

從法理上講，杜志浩并沒有當場斃命，甚至還跟沒事人一樣，自己駕車前往醫院，在醫院還跟人吵架。于歡這一刀并不是真正要了他的命，是他自己耽誤了自己的救助。法律不應該認為是于歡刺死了杜志浩，他的死，于歡不應該承擔全部責任。

法律應當是公正的，保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吳占學以超過國家合法利率十倍的高利貸放貸，惡化整個縣域經濟，并用黑社會方式組織逼債，地方政府竟然不聞不問。一個在逃犯，用極端侮辱人的方式刺激于歡，限制于歡的人身自由，無論從哪一個方面看，都是有錯在先。于歡有權保護自己和母親的尊嚴以及人身安全。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明顯過重，量刑不當。

法律不為這樣被侮辱與被傷害者伸張正義，反而以無期徒刑再次侮辱并傷害了真正的受害者，就像一出黑色幽默，使法律本身成為笑話。法律的公信力由此而消解，社會的戾氣由此而產生。一次不公正的裁決帶來的負面影響，是100個公正的裁決都難以挽回的。

歡快的春光還沒停留多久，北京就經歷了倒春寒的洗禮。暖氣停了，陰冷穿透全身。手腳冰涼地坐在屋子里，我不由得擔心起那些開好的桃花。寒氣逼人，她們還好么？好在太陽又露臉了，懸著的心總算能暫時安穩下來。

春天適合抒情。春光瀲滟，配以溫和悶騷的詞匯，才恰到好處。時下仿佛流行宏大的詞匯，“三生三世”、“四海八荒”什么的，聽著感情特別強烈，其實空洞得很，跟粗制濫造的電影電視劇一樣，內涵不夠，就只好用虛張聲勢的詞語來湊，想來也是煞風景。

闖進這個季節的新聞，一點也不配合抒情的節奏，倒跟倒春寒似的冷。前兩天，南方周末的記者披露了發生在去年的一樁血案：山東女企業家蘇銀霞年輕的兒子于歡，殺死了催債人杜志浩。

血案背后，是慘無人道的暴力催債。蘇銀霞欠了高利貸，135萬元的借款，支付了184萬元本息，搭上一套70萬的房產后，仍未還清。暴力催債開始了，而且不斷升級。在于歡舉起水果刀之前的一個多小時，杜志浩等人當著他的面，凌辱了蘇銀霞一個多小時。觸發血案的導火索惡劣無比，近乎不可言說，以至于記者不得不以“脫下褲子，用極端的手段侮辱”這樣的描述帶過。個中情形，給我這樣心腸軟的人的沖擊，早就到了“四海八荒”的級別。

在這個堪比黑幫片的故事里，兩個細節特別值得玩味。一個是，極端侮辱發生后，警察一度趕到，但短短4分鐘之后，就離開了現場，據說民警當時丟下的話是，“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警方的不作為，幾乎點燃了血案的引信。對暴力催債這等事處理得這么輕描淡寫，難不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另一個和本案無關，杜志浩曾撞死一個少女后逃逸。這事兒最后私了了，受害者家屬通過中間人收到了賠償金，但始終沒見過杜本人，交警的說法是，“抓不到人”。

這其間的曖昧，讓人不寒而栗，涉黑團伙在地方之猖獗，也可見一斑。

蘇氏母子的遭遇里，可以窺見地方生態的眾多切片：中小企業生存艱難，加之貸款難，迫不得已陷入高利貸的泥淖。民間借貸在這種氛圍中興起，繞開法律和規章，在近乎叢林的小環境里，演變成“黑道風云”。

堵門，打人，恐嚇，凌辱，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法治幾乎被抽空。一個病態、失序的地方若隱若現。如果不是“傍”著點什么，涉黑團伙何以這般有恃無恐？

不少天過去了，西安地鐵里的劣質電纜還是讓人心有余悸。名不見經傳的奧凱公司，一下子“火”得人盡皆知。關于這個謎一樣的公司，越來越多的故事被揭露，但外人終究是霧里看花，難以復盤它的發家之路。

但有一點倒是可以確定，奧凱不是獨自“戰斗”。入侵市場的權力之手，倒是早已露出了輪廓。要是沒有非市場的力量加持，一個絲毫看不出優勢的小公司，能在普遍不景氣的電纜行業中，一路披荊斬棘？我連神話ip劇都不追，還能相信這樣的“神跡”？

不是所有的惡行都像黑社會一般刀光劍影，但關系到日常安全的時候，誰都深受其害。譬如說承載了幾十萬市民的地鐵，譬如說街邊的面包店，出了問題，無數人都會心頭一緊。

最近，上海武康路上火得要命的法國面包店Farine被查封了。面包店使用過期發霉面粉，被“深喉”曝光，涉事人已經被刑拘。我拿google翻譯查了查，“farine”在法文里，恰好是“面粉”的意思呢。所謂“砸招牌”，原來是這么解釋的。哎，你的良心就不會痛么？

說起來，這不過是一樁地方性的食品安全事件。我一個身處北京的人，連這家店的門長啥樣都不知道，可仍舊深感痛心。畢竟，對于漂在城市里的年輕人而言，面包店、咖啡館不僅提供食物，也帶給人精神上的溫暖。如果牛角包里是發霉的面粉，和食物有關的情懷，可不就一下子崩塌了。

據說“深喉”還遭到過威脅，對方稱“在上海對付你不過是小菜一碟”。現在看來，威脅失敗了。“小菜一碟”的恐嚇，估計并不是老板“背后有人”，但我總覺得，面包店敢拿出這份架勢，也是依仗了些什么。也未必有什么“陰謀”，或許，只是自己的“網紅”身份、往日積攢下的口碑，抑或是監管的盲點。

大大小小的“惡”，多少都“傍著”點什么。傍著缺乏監管的行業和市場，傍著善惡莫辨的地方勢力，傍著含混的政治生態，或者傍著某些腐敗的官員。把惡行身后的東西“揪”出來，社會才有可能真正恢復健康。

好在這個社會還算開放，都移動互聯了，惡的尾巴很容易暴露，也容易被注視。你看，縱使是網紅店，一下子也能被打回原形。看起來，西安地鐵電纜事件依舊余波不斷，它身后的那片陰影，早晚會被陽光照到。

昨天一整天，我朋友圈里的法學界、媒體界朋友都炸開鍋了，都是因為山東的“辱母案”。雖說杜志浩的后臺老板吳學占已經被抓，涉黑團伙看樣子是被端掉了，可于歡還是被判了無期。在受害人過錯明顯的前提下，如此重判，讓人感覺正義跑偏了。我想說的是，矯正畸形的地方生態，是整個社會體系的事，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該失準。失了公道，還談什么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