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刺殺辱母者案”得到公正裁決

從來沒有一個案件，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引發如此之多的公眾討論。

我們暫且將情感因素擱置一邊，從法律的視角來審視這樣一個判決，無疑也的確存在許多問題。在認真讀完這份24頁的判決書之后，作為法律人，案件的判決的確存在法律上的改判空間，我們也相信這個案件將會得到改判。

在本案當中，于歡用水果刀捅傷四名暴力催債人員并致一人死亡、二人重傷的行為，無疑已經符合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問題在于，于歡的行為在構成“故意傷害罪”的情形下，應當如何追責？

首先，是否存在法定免責事由，也就是是否可以將于歡的行為認定“正當防衛”；其次，于歡的防衛行為“是否超過必要的限度”；再次，從量刑角度而言，于歡的行為是否可以認定為“自首”。前兩者屬于刑法規定的“不負刑事責任”和“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后者則屬于“可以從輕處罰”的法定情形。

結合本案，于歡維護其母、并在警察離開之后持刀捅人的行為究竟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的法定含義，是本案追責的關鍵所在。一審判決認為，于歡“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因此不認定“正當防衛”。

那么究竟本案的“不法侵害”是否存在、是否處于持續狀態、是否為了制止不法侵害以及是否超過必要的限度？我們認為，本案的不法侵害不僅存在，而且一直處于持續狀態。結合判決書認定的事實以及媒體報道的有關細節，自2016年4月14日下午4點多至晚上11點，暴力逼債的八九個人將于歡和其母蘇銀霞先是限制在公司財務室，在吃完晚飯之后，又被限制在公司一樓接待室。在這個過程中，非法拘禁顯然一直處于持續狀態，杜志浩等人對蘇銀霞的強制猥褻、侮辱行為也處于“正在侵害”。

另外，在警察到現場說了一句，“要賬不能打架，不能打人，好好說”，隨即離開。正是在未得到警察幫助的情形之下，被摁在長沙發上的于歡不堪忍受其母受辱，拿起水果刀捅向了杜志浩等人。故此，我們認為，于歡在警察離開之后，不堪其母受辱，又無法擺脫暴力逼債者的人身控制之后，做出了憤激的行為，依法應當認定為“正當防衛”。

同時，從部分證人的證言及蘇銀霞、于歡的供述來看，于歡的行為符合刑法關于“自首”的認定。對于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于歡捅傷了杜志浩等人，歸案之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顯然，如果二審法院能夠認定于歡行為中的“正當防衛”情形，并在量刑環節認定“自首”，于歡在二審改判的幾率是非常高的，于歡的量刑的合理預期應當在5年以上10年以下。當然，從嚴格規則主義出發，二審法院也有必要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將“民意”與“規則”做適當區隔，從而實現對法治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