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城管隊長征地沖突中身亡，官方擬申報烈士”，近日這則社會新聞引發爭議。原因不僅與“拆遷”相關，更因為人們對烈士認定存在困惑。如果城管隊長死亡因地方政府執政錯失，申報烈士則屬滑稽；如果這是執政過程中難免的“代價”，申報烈士是否就應當呢？回答是否定的。

任何社會都存在清晰的價值評價系統，大致包括弘揚的、要求的、允許的、抑制的和取締的五個層次。不僅僅存在這樣的價值差異和評價系統，還存在著價值系統受政治生態與話語系統的影響，即我們的價值判斷與政治高度粘連，只有將二者結合，才有可能把問題厘清。

迄今為止，在我國烈士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概念，所謂“革命烈士”是也。而革命烈士產生的理論基礎是什么？是階級之間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并且犧牲者是為了本階級的利益而斗爭，這就有了千千萬萬為新中國而犧牲的烈士。如果未來出現國家利益受到外敵侵害，國家和人民奮起反擊，這時每一個犧牲者都可以被評為烈士，因為這面對的是敵人。包括我們面對暴恐分子諸如此類的社會公敵時，也可評為烈士；假如再擴大一點，在自然災害面前，為了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拯救的是民眾的生命之時，相對于被傷害者，也是敵人。簡言之，面對敵人，所有的勇士都可以被評為烈士。

吉林城關隊長顯然不在此列，他們實際上是在人民內部進行的一種契約和司法行為，因為地方政府執政偏差甚至低下而導致尖銳對立，仍然沒有超出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這就意味著不是敵我之間的你死我活的斗爭，這種情況下發生傷亡只能屬于“工傷”的范疇，遠遠談不上烈。不僅不烈，并且還很悲，這無疑是價值的扭曲和紊亂的體現。包括早先曾經受過詬病的“陪酒烈士”，都是價值系統紊亂所致。

我們先要弄清楚評定烈士的目的。對于犧牲者以褒獎，比如教會對殉道者的褒獎，恐怕是為了告慰“在天之靈”。如果對于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而言，特別是政府行為，更主要的還是以死者教育生者。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到執政皆高度依賴政治力量，進而形成“典型引路”的經驗和傳統。褒獎烈士就是為了樹標桿，引導追隨者，形成精神力量。既然烈士鑄就的是一個“精神高地”，那么紊亂之就是瓦解之，對我們社會危害巨大。

我們常講中華民族精神，但一旦進入實質，卻很難找到鮮活的精神元素，以豐富到現實精神大廈的構建中來。處于二元對峙狀態下，革命與階級對抗已厘清關系，獲得力量之源。但進入執政狀態下，對抗性階級已消亡，利益關系發生巨大變化，再僅依靠原有的價值體系和評價標準，已不能解釋現實，更無法獲得力量之源。

在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中，很重要的是改變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的問題。緣于此，“革命烈士”中的“革命”二字已從最近頒布的《撫恤優待條例》去掉。即便這樣，烈士也不應簡化成各種因公死亡，否則今后不應再言“授予”。如此，筆者認為政府應盡快厘清執政狀態下烈士的內涵，避免因紊亂走向了初衷的反面。好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提出，這為我們厘清價值坐標和價值系統提供了支撐，只要我們善于詮釋，諸如城管申報烈士之類的劇目一定不會再次上演。

公方彬（國防大學教授）

8月1日，吉林省吉林市龍潭區城管大隊長邵罡，在征地沖突中身亡，有消息稱當地擬追授其二等功及上百萬補償款。當地昨日回應稱，官方僅是擬為殉職的邵罡申報烈士，前提是在刑案法院判決之后，補償事宜也要視申報結果再確認。（8月8日《新京報》）

時隔一天，我們又見另類“烈士”橫空出世。8月7日，有媒體報道，安徽祁門縣民警朱某于今年1月份酒后意外身亡。7月28日，祁門縣公安局與該民警家屬簽訂補償協議，按照“因公犧牲”標準補償朱某親屬130萬元，由縣公安局先墊付，再對涉事其他民警予以民事追償。

看一下這兩位因公犧牲的“烈士”，前一位是“酒精”考驗下“壯烈犧牲”，后一位是征地“戰斗”中“英勇倒地”。之所以筆者要如此用詞，實在是不敢褻瀆烈士之英雄屬性。《韓非子·詭使》說，“而好名義不仕進者，世謂之烈士。”烈士為了民族和國家舍身取義，除了要為正義事業而犧牲，還需有志向高遠。

2011年7月28，日國務院公布的《烈士褒揚條例》也明確了烈士評定五條標準，即（一）在依法查處違法犯罪行為、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執行反恐怖任務和處置突發事件中犧牲的；（二）搶險救災或者其他為了搶救、保護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公民生命財產犧牲的；（三）在執行外交任務或者國家派遣的對外援助、維持國際和平任務中犧牲的；（四）在執行武器裝備科研試驗任務中犧牲的；（五）其他犧牲情節特別突出，堪為楷模的。

那么，以上兩位“烈士”符合國務院《烈士褒揚條例》哪條烈士評定標準呢？毫無疑問，權力之手欲打“其他犧牲情節特別突出，堪為楷模的”擦邊球。那么此二位“烈士”的哪些犧牲情節特別突出，堪為楷模呢？

祁門縣民警朱某面對“八項規定”嚴峻形式，以“交流學習”之名，與多位民警一起推杯換盞、觥杯交錯，后酒醉頭部著地，送至醫院后搶救無效死亡；龍潭區城管大隊長邵罡在征地沖突中，勇敢地沖在與人民群眾打斗的第一線，不幸寡不敵眾被擊中要害。那么，我們不禁疑問：此二位“烈士”楷模突出點落在何處了呢？如果那位民警嚴格規定黨紀國法與“八項規定”，又怎會沒能經受得住酒精的考驗而白白喪失寶貴生命呢？而如果那位城管大隊長，嚴格以民為本，遵守國家征地有關規定，先補償后征地，或依照法律程序依法拆遷，何至于與群眾發生沖突而命喪黃泉呢？

近年來，在許多負面事件中，在政府官員的口無遮攔下，從同志、女秘書、小姐、臨時工、實習生、校長、專家、表哥、女同學、志愿者、表妹、前女友……這些漢語中的好詞陸續都被豬拱了，而今，權力之嘴甚至打算去搞搞最讓人尊敬的“烈士”了。如果某些連基本道德人品都值得質疑的人真的成了烈士，并在某一天埋入烈士陵園，與革命烈士一起享受全民景仰與禮遇，流“芳”百世、“英”名不朽，那些真正為國家、民族獨立而犧牲生命的烈士們，該情何以堪！

8月1日，吉林省吉林市龍潭區八家子村征地拆遷過程中發生了一起慘案。執法大隊與村民發生沖突，龍潭區城管執法大隊大隊長邵罡在沖突中身亡。有媒體報道說，官方打算追授邵罡二等功以及上百萬補償款，當地宣傳部門隨即否認了這個消息，并表示，目前只是打算為殉職的邵罡申報烈士，引發一些爭議。

在當地官方強調只是打算為殉職的邵罡申報烈士的情況下，這一申報烈士消息之所以仍在網上引起爭議，從法律角度來看，顯然首先與對這起城管執法沖突事件的法律認定密切相關。比如，上述城管征地強拆執法本身，是否是真正嚴格的合法執法？在具體執法過程中，除了村民暴力抗法，城管人員自身是否也同樣存在非法的暴力執法問題？

而從目前媒體報道來看，當地的城管執法在上述兩個方面，無疑都存在不少值得推敲的疑點。比如，據村民代理律師介紹，拿2012年的政府下的裁決書，已經是無效的了，來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實際法院強制執行是違法的。如果律師所述屬實，那么當地城管強拆執法顯然確實可能涉嫌逾期無效。因為依據最高法的相關司法解釋：“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具體行政行為，應當自被執行人的法定起訴期限屆滿之日起180日內提出。逾期申請的，除有正當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這也就是說，城管向法院申請執行強拆的訴訟期限只有半年，否則，一旦逾期，法院原則上將不予受理。

另一方面，作為一起導致人員傷亡的城管執法沖突事件，事實上已構成刑事案件，而在法院審理判決之前，該刑事案件中城管與村民之間的是非曲直、責任歸屬，顯然仍處于“尚未確鑿定論”狀態。如，盡管當地官方一直強調村民“暴力抗法”，但當地村民也強調執法隊先動了手，“往人身上噴滅火器”。

在這背景下——無論是城管的強拆執法本身還是具體執法過程，都存在合法性疑問，當地政府便先入為主地急于打算為邵罡申報烈士，無疑非常不妥——一個甚至連基本的合法性都成問題的行為，如何能以“烈士”視之？

事實上，如果進一步認真仔細推敲一下有關烈士的定義和評定標準，又會發現，即便上述城管執法不存在合法性問題，也并不等于相關的城管人員就一定完全有資格擔當得起烈士這一榮譽稱號。因為《烈士褒揚條例》對于“烈士”設定的基本前提是，“公民在保衛祖國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犧牲”，而民政部在《關于貫徹實施〈烈士褒揚條例〉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進一步明確，“被評定為烈士的，應當死難情節突出，堪為楷模”。這實際上也就是說，烈士不僅是一個法律意義上，更是一個具有豐厚道德內涵和崇高精神價值的概念和稱號，并不是所有因公死亡都能夠格被稱為烈士，只有當其犧牲達到“死難情節突出，堪為楷模”的高度和境界時，才足以稱烈士。

而以這樣的烈士內涵和標準來審視，上述強拆事件中城管人員的死亡，是否當真足以和應當“堪為楷模”，無疑非常可疑。在這背景下，如果當地政府一定要為其申報烈士，顯然不僅會引發輿論對這一做法本身的爭議，恐怕同時也會在無形中損害貶低烈士稱號原本應有的真正堪為楷模的崇高道德價值和精神境界。

楚逸民（湖北 職員）

新京報制圖／高俊夫

8月1日上午，吉林省吉林市龍潭區江北鄉八家子村征地拆遷過程中，城管執法大隊與村民發生沖突，龍潭區城管執法大隊大隊長邵罡被砍傷，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此事過去一周時間后再起波瀾，有媒體報道稱，當地擬為這名城管隊長申報烈士。

正方 符合法定條件，因公死亡也是烈士

如果邵罡的行為符合烈士的評選標準，他就應當被評為烈士，不能因為“標簽”而否定一個群體甚至個人。

網上之所以會出現反對邵罡申報烈士的聲音，其原因無非幾點，一是邵罡的城管身份，眾所周知，如今城管不受人待見；二來許多人指責這次征地是野蠻征地。其實，邵罡能否申報甚至評為烈士，要看他的條件是否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申報的程序是否合法，如果符合相關條件，評為烈士無可厚非。

首先，以邵罡的城管身份來反對申報烈士，完全是一種貼標簽的做法，不足可取。城管中間當然有野蠻執法，甚至是打傷打死公民的害群之馬，但并不是表明城管這個群體中所有的人都是壞人。因此，對于每個城管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他的行為符合烈士的評選標準，他就應當被評為烈士，不能因為“標簽”而否定一個群體甚至個人。事實上，城管被評為烈士的不乏其人。例如，2010年8月，江蘇南通城管隊員劉小兵在執法過程中被商販捅死，后經江蘇省人民政府批準劉小兵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其次，根據國務院2011年頒布的《烈士褒揚條例》，只要符合法定的條件，每一個犧牲的公民都有可能評為烈士。對于邵罡，不能因為他是在征地過程中犧牲的就認為不能評為烈士，或者在真相未明之前就給他先斷定是“參與野蠻征地”。《烈士褒揚條例》第八條規定“其他犧牲情節特別突出，堪為楷模的”，可以評為烈士。邵罡若是在執行政府公務中，慘遭殺害，算是因公死亡，但是否可以評為烈士，還要看有關政府公務是否合法。

其一，相關的征地決定是否符合法定條件。其二，相關征地程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其三，申報程序要合法，對于邵罡的烈士申報，應當由區政府提出評定烈士的報告并逐級上報至省民政府，由省政府審查后送國務院民政部審查評定。如果相關條件都成立和具備，那么，邵罡就可以評為烈士。但是，如果當地政府征地決定違法以及征地程序違法，即便邵罡只是在執行政府決定而殞命，算得上因公死亡，但這種死亡是在執行上級錯誤的決定，并不值得鼓勵，因此也算不上“堪為楷模”，評為烈士不妥。

目前，應當由上級有關部門來調查這起征地的合法性，在此基礎上，才能決定邵罡死亡的性質，進而來決定是否為其申報烈士。

□文浩（法律工作者）

反方 如果征地顯失公平，怎能堪稱楷模

只有那些具有突出事跡、能夠成為大家學習景仰的楷模的，方能稱之為“烈士”。否則就是對烈士稱號的降格。

提到烈士，人們會很自然地聯想到戰爭年代那些為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人物。“烈士”的稱號，也正是來自于為這些革命而犧牲的英雄，褒揚他們的義舉，緬懷他們業績，傳承他們的精神。

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戰爭年代已基本離我們遠去，作為一種榮譽稱號的烈士，自然也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調整。因此，針對烈士評定工作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國務院于2011年對《烈士褒揚條例》作了全面修訂。

修訂后的《烈士褒揚條例》第8條對評定烈士的條件做了規定，即，對在依法查處違法犯罪行為、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執行反恐怖任務和處置突發事件中犧牲的，搶險救災或者其他為了搶救、保護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公民生命財產犧牲的，在執行外交任務或者國家派遣的對外援助、維持國際和平任務中犧牲的，在執行武器裝備科研試驗任務中犧牲的，以及其他犧牲情節特別突出，堪為楷模的，評定為烈士。

上述規定一方面將烈士的范圍從軍人警察擴大到了公民；另一方面，作為兜底條款的最后一項——“其他犧牲情節特別突出，堪為楷模的”——最為清晰地揭示了“烈士”稱號的精神內涵。也即，作為烈士，其犧牲的事跡必須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是值得大家學習的楷模。這充分體現出“烈士”稱號絕非是僅對一種事實狀態的描述，而更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

然則，縱觀吉林的此次事件，城管隊長因執行征地拆遷被砍身亡，事情發生于執行公務的過程中均無疑義。此次事件而言，一方面，強制拆遷的依據尚存爭議，如果村民確已對行政裁決提起訴訟且開庭在即，那么此時拆遷便失去了合法依據；另一方面，征地補償的標準是否平等、合法？當地以每平米98元的價格征地，雖然打著合法的旗號，但征地補償如此之低，多數人看來存在著一定的不公平。在這樣的背景下，城管執行拆遷任務被砍身亡，在道義上，顯然難以獲得社會輿論的支持，又怎能成為大家學習效仿的楷模？

“烈士”的榮譽內涵，決定了其不能等同于因公犧牲。更確切地說，各類因公犧牲中，只有那些具有突出事跡、能夠成為大家學習景仰的楷模的，方能稱之為“烈士”。否則就是對烈士稱號的降格，而這樣一來，所謂的“烈士”還有何意義？

□劉高（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