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3·15”晚會，集中曝光杭州廣琪貿易公司銷售過期進口食品原料、尼康D600所攝照片屢現奇怪黑點等案例。浙江省食藥監局迅速控制住杭州廣琪7名涉案人員，上海食藥監管部門連夜對廣琪公司的“上家”福基食品銷售（上海）有限公司展開調查。上海工商部門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梳理了近幾年關于尼康公司的投訴案件，并于次日到尼康公司進一步調查。（3月16日《解放日報》）

今年3·15恰逢周末，央視晚會又是晚上才播出的，上海、浙江等地相關部門能夠有如此高效率，“一經曝光，連夜查處”，似乎應該給他們點個贊。然而，對于這樣的“連夜查處”，總讓人有些五味雜陳。

縱觀近年來的3·15，仿佛已經形成了某種定式。包括央視在內，大大小小的媒體都會提前進行明察暗訪，搜集一大堆內幕猛料，等到3·15這天集中曝光，引發社會強烈關注。然后，監管部門聞風而動，一面向社會表明絕不姑息、嚴懲不貸的態度，另一方面，在眾目睽睽之下高調進行調查處理。最后，相關產品被查封退市，一批涉案人員被追究責任，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只是，這樣的監管“馬后炮”，對于消費者來說又有多少實際價值？

一個3.15，不可能承擔起一年365天的維權重任，媒體的曝光，也不可能窮盡所有的侵權問題。保護消費者權益，必須依靠職能部門的盡職履職，主動作為。事實上，無論是尼康D600的黑點，還是面包新語使用過期原料，都并非首次出現，在相關部門均有“案底”。尼康D600從一上市就陷入“進灰門”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上海工商部門坦言，去年7月尼康D600已有相關投訴發生。去年6月，面包新語昆明西南店就因使用過期原輔料，被當地食品藥監部門予以查處。遺憾的是，消費者投訴尼康D600未能受到重視，有關部門也未對面包新語的其他分店和供貨商展開進一步調查，才有了今天的央視曝光。

從毒饅頭、毒豆芽，到甲醛白菜、皮革膠囊，近年來許多質量安全事件中，都是媒體沖鋒在前，監管部門在后。與這種角色錯亂相比，一些部門頭腦中的理念混淆更值得警惕。不主動加強監管，對消費者的投訴置若罔聞，只唯媒體的曝光馬首是瞻，“不曝光不處理，小曝光小處理，大曝光大處理”。或許，在這些部門和官員看來，與其平時默默無聞做好工作，不如在媒體報道引發關注后“連夜查處”更能體現雷厲風行，在公眾面前邀功請賞。

監管部門甘愿充當“救火隊員”而不去及時消除火災隱患，一方面縱容了問題的蔓延發展，造成更大的影響和傷害，同時也助長了企業和廠家無視消費者權益的底氣。尼康D600的質量問題出現后，尼康公司在歐洲推出的解決方案是免費更換新機，但在中國，盡管按三包規定“在保修期內連續維修兩次可以更換新機”，但尼康公司面對消費者的要求，仍以種種理由拒絕更換新機。

今后，我們更希望少些3·15曝光后的“連夜查處”，多些常態化的主動作為。只有每一位消費者的聲音得到聆聽，每一起質量問題及時處理，監管部門才配得上公眾“守護神”的角色，公眾消費權益才能真正受到保障。

3月15日開始實施的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消費者一些新權益，而商家則多了一些新責任。然而，消費者真要維權，投訴舉證，耗時耗力，最終可能還“斗”不過商家。（《新華社》3月16日）

2011年媒體曾作過的一項調查顯示，有63.817%的受調者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選擇“默默忍受”，而近七成消費者認為維權成本太高。在一個法治社會里，這樣的結果讓人悲哀，但也意料之內。據媒體報道，有消費者購買9元潔面乳受騙后，打官司歷時三個多月，為了18元賠償結果付出了3000多元的交通費和誤工費等損失，最后還未得到法院的支持。試問，這樣的維權你承受得起嗎？

雖然新消法在解決消費者維權困境方面進行了積極努力，但其力度仍顯不足。比如，在加大懲罰性賠償力度方面，《消法》規定是三倍賠付；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這種賠償與消費者為維權付出成本相比，恐怕仍是杯水車薪。

那么，消費維權如何才能走出“追雞殺牛”的困境呢？我認為，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切實減輕消費者維權的成本負擔。在倡導維權的基礎上要不斷探索簡化維權程序和成本，包括維權方式、時間成本等都要囊括其中。

其次，必須切實提高消費侵權的賠償額度。據統計，中國消費者維權獲勝后，目前每案得到的賠償金平均為700多元人民幣，而美國平均每案消費者獲賠35萬美元，是中國每件賠償額的3700多倍。有必要借鑒《食品安全法》“損一賠十”的做法，一方面使假造者得到足夠的教訓，另一方面使消費者能獲得高于所付出的維權成本的賠償，提高消費者維權的積極性。

消費者維權過分依賴媒體監督的畸態,折射的正是維權機制的缺失

3月15日晚,央視“3·15晚會”照例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今年的晚會以“讓消費者更有尊嚴”為主題,集中曝光了一批偽劣問題產品。有網友歡呼,“3·15”是我們消費者的盛大節日,它讓假冒偽劣在“節”難逃；也有網友質疑“3·15晚會”能否真的解決問題；而遭曝光的問題企業,恐怕業已焦頭爛額,無法入眠。

對很多消費者而言,3月15日是每年三月里最美好的一個節日,而“3·15晚會”則是這個節日里最精彩的節目——似乎只要晚會一曝光,正義就能得到伸張。然而,近幾年有些人開始對這臺晚會喪失興趣與信心,甚至有人認為它已經成為央視、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一場“三國殺”。

不得不說,自1991年創辦以來,“3·15晚會”一直都以打擊假冒偽劣、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職能為己任。在過去24年中,“3·15晚會”確實踐行了他們的初衷,為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做出了莫大貢獻。很多被晚會曝光的問題產品和涉事企業,都馬上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及時處理。

在當前市場經濟法制體系不健全、在整個社會誠信建設尚未達標的現實語境下,消費者只能更多地依靠新聞媒體的監督力量。因此,當難以維權的消費者遇上能夠“一針見血”的“3·15晚會”,就出現了“趕集投訴”“集中曝光”和“運動執法”等怪象。問題是,每年在3月15日這一天集中開展消費維權的模式,已經不能滿足公眾的要求。

毋庸贅言,消費者維權過分依賴媒體監督的畸態,折射的正是維權機制的缺失。在消費打假和消費維權的過程中,制衡企業的強勢,讓消費者擁有可靠的底牌,更應該是監管部門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實不難發現,很多被“3·15晚會”曝光的問題,絕大多數都是日常監管的分內之事,但現實是,監管部門往往只在媒體曝光后才“第一時間”處理,這是監管部門的失職。消費者維權的底牌,歸根結底,還是得有賴于職能部門抓緊暢通維權渠道、健全維權機制。

“3·15晚會”是在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的情況下應運而生的,它能讓市場風聲鶴唳,對消費者是一件幸事。然而,保護消費者的權益遠遠不是這臺晚會所能承擔的。“3·15晚會”在消費者維權中扮演過于重要的角色,本身就是一種怪象。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們衷心希望“3·15晚會”能夠早點退出歷史舞臺,而這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監管部門能盡早讓消費者的常規維權不再艱難。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修訂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擬對名人明星等代言廣告的行為予以規范，禁止為其未使用過的商品或未接受過的服務進行證明，否則一旦發現涉嫌虛假，將面臨罰款甚至承擔連帶責任。（3月16日《新京報》）

虛假廣告令我們深受其害，但此前曾涉嫌虛假代言的明星卻大多逃避了連帶責任。如代言三鹿奶粉的鄧婕，代言霸王洗發水的成龍，代言“不孕不育醫院”的唐國強、解曉東，雖都曾因代言產品不合格受到非議，卻沒有因此受到任何法律懲罰，這些明星在代言之前都沒有試用過相應的產品和服務，也就談不上為自己的代言負責。

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就敢代言，明星之所以如此大膽，是因為此前在我國代言虛假廣告有利可圖，但法律風險卻很低，譬如在現行《廣告法》中，責任主體并不涉及代言人。

值得慶幸的是，新《廣告法》修正草案擬明確明星的連帶責任，規定“用了才能代言”，這對代言者的威懾力顯然大大提高。事實上，“用了才能代言”本屬常識，一個人沒有資格推薦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沒用過某品牌化妝品，就不能在廣告中把效果吹得天花亂墜，沒給自家小孩喂過某品牌奶粉，就別攛掇其他家長買。在這一點上，許多國家都有類似規定。比如美國對名人廣告代言的要求是：須有“證言廣告”和“明示擔保”，廣告詞必須反映代言人真實的意見、想法和使用經驗。

廣告不是影視作品，不能“純屬虛構”：明星在廣告中的講述與表態也不是臺詞對白，而必須是真實意思的表示；并且，代言者必須本身就是產品的規律性使用者，否則就涉嫌欺詐。某些明星壓根就沒有使用過產品，卻每每在廣告中以產品資深使用者的姿態出現，這樣的廣告就應認定為虛假廣告——即使產品本身不存在問題。

“用了才能代言”再次重申一個常識：明星代言不能百無禁忌，任何明星都沒有相應的能力與資格，為超越自己認知范圍的產品代言護航。在對新《廣告法》充滿期待的同時，我們還看到，新修訂的《消法》也已正式實施，同樣明確提出明星代言廣告如涉及虛假宣傳，將與商家一起承擔連帶責任。相信這兩部法律聯手打出的組合拳，將在規范廣告市場上發揮積極作用，最大限度地減少虛假代言的發生。

售價1萬多元的相機，拍照卻出現黑斑；號稱智能安裝軟件，暗自泄露用戶信息；標榜“不含添加劑”，竟使用過期食品原料……一場全民參與的打假晚會如期登陸央視。無論是橫跨國際的大公司，還是成立不久的高新企業，只要侵犯消費者權益，都會曝光在眾目睽睽之下，這是對消費者權益的呵護，更是對市場規則的捍衛。

店大欺客也好，無視監管也罷，首先是一個企業誠信問題。從根本上說，誠信原則是最起碼的商業道德，也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更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石。然而，侵權事件屢屢發生，失信行為禁而難絕，訴說著現實的無奈：誠信檔案沒有聯網，失信行為就是一個個“信息孤島”，征信成本高、確認難度大，都為違法行為洞開方便之門。

喚回缺席的誠信，固然需要提倡誠信文化，但是治本之策還是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事實上，這正是未來改革的一個方向，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對違背市場競爭原則和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企業建立黑名單制度”。企業一旦出現不良記錄，一處違法，處處受限；一時失信，時時被動，在得不償失的理性權衡中，置消費者權益于不顧的現象就將大為減少。

不要到“3·15”才想起消費者權益。建設社會信用體系、鑄造誠信中國，讓失信者寸步難行，讓守信者一路暢通，才能實現“天天都是‘3·15’，就能沒有‘3·15’”。

不知從何時起，央視“3·15”晚會，像春節聯歡晚會一樣，被固定并延續下來。圍觀無良企業、黑心商家被曝光，架到輿論的火上烤，似乎能夠讓人心大快。

不過，隨著圍觀的新鮮勁兒過去，圍觀者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之前，消費者權益觀念淡薄，未能用法律武器來武裝自己，當看到央視曝光那些市場上的“大老虎”，覺著正義得到了伸張；如今，身處越發惡劣的消費環境下，人們開始問，這樣的“打虎”行動，還要持續到什么時候？

人們曾說：“圍觀改變中國”。但就消費者權益生態而言，圍觀的力量實在是太微弱了。從央視“3·15”晚會素材年年豐盛來看，消費權益失陷的問題俯拾皆是；而從曝光問題的性質來看，同質化嚴重，無非是食品安全、產品質量等問題。對象變了，問題沒變，這是晚會的一個特點。

與權力生態的腐敗問題一樣，消費生態中侵犯消費者權益的現象，并非“打老虎”、“拍蒼蠅”能夠禁絕的。央視每年“3·15”晚會“打老虎”，其他媒體365天都在“拍蒼蠅”，但消費者的權益環境似乎不見根本好轉。并不是否定輿論監督的成效，而是有的時候，輿論監督能量確實有限。它能夠揭露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其實，關于消費者權益的解決路徑問題，已經早有共識：根本上還是要依靠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要靠職能部門的用心監管。老是依靠輿論監督的力量，往往治標不治本。而如此，無異于隔靴搔癢，難見成效。

侵犯消費者權益的市場行為多發，消費者權益頻遭冒犯，法規制度設計者和政府管理部門難辭其咎。因此，從真正追責的層面，坐上央視“3·15”晚會“審判席”的，除了無良企業、黑心商家，更應該是相關職能部門。

光曝光問題企業商家，不追問相關職能部門責任的“3·15”晚會，是不觸及本質、不觸及靈魂的淺層監督。如此，央視“3·15”晚會恐怕年年都有得辦，年年的素材都“豐富多彩”。久而久之，這很容易制造一種消費者權益很受重視的假象。這種假象下，消費者麻木了，企業商家無所謂了，這晚會也就成了一鍋雞湯，煎熬的是消費者的權益，滋補和慰藉的，是那些懶惰失職的監管者。

今年央視3·15晚會曝光了手機預裝軟件暗藏惡意軟件，可能給用戶帶來財產損失和隱私泄露等風險。日前，360手機助手發布了業內首個《手機預裝軟件調查報告》，報告顯示手機預裝軟件已經成為智能手機市場第一公害。

新消法明確規定，“消費者享有自主選擇商品或者服務的權利。”這種自主選擇權內涵豐富，既包括“有權自主選擇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經營者”，也包括“自主決定購買或者不購買任何一種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項服務”。

作為新興事物，智能手機本不該成為法外之地，我的手機，憑什么你做主？不經過消費者同意預裝諸多軟件，還不讓刪除，這本身就是極端惡劣的強制交易行為。

希望有關部門拿出強有力的執法方案和實際行動，不能再讓一些手機廠商以為“法不責眾”，繼續集體耍流氓。

□舒銳（法官）

《新京報》日前曝光九頭鷹納米PM2.5口罩生產地不實、公司注冊地不實、冒用檢測報告等諸多問題。最新消息說，這款曾“賣斷貨三次，銷售百萬只”的防霾口罩，在淘寶、天貓等電商平臺上下架。針對曝光的相關問題，工商執法人員對銷售該口罩的公司進行了現場檢查，將根據抽樣檢測結果，對查實的問題一并處理。

“防霾口罩第一品牌”的神話終于破滅了，這種質量低劣的口罩，之所以被炒這么熱，固然與商家善于炒作有關，但同時，消費者不知道如何選購防霾口罩，也給了無良商家可乘之機。

現在，市場上所售口罩品牌、型號各種各樣，其中，哪些口罩具有很好的防霾效果，沒有專業的知識，許多人估計很難搞清楚。所以，為了防止消費者們再次上當受騙。相關部門應該對市場上出售的口罩定期檢測，合格的，應公布名單，不合格的，及時下架并處罰。如此一來，無良商家將很難利用信息的不對稱，欺騙消費者了。

□周立才（市民）

今年3·15期間，一些餐館后廚的衛生問題再次遭曝光。

依據筆者的生活經驗，很多餐館，尤其是小餐館的廚房操作間面積窄小、原料與其他東西混合亂堆亂放、各類原材料同用一個清洗池，有的甚至將拖把、掃帚等清潔工具放在廚房內。

因此，筆者認為，要改變餐館廚房的食品安全問題，應在小餐館操作間與餐廳采用透明的大玻璃隔斷，使小餐館的所有操作間都成為“陽光廚房”，讓食品加工的每一個環節和過程都在消費者的眼皮底下進行。

需要指出的是，實行透明化的操作間和廚房，能夠充分發揮顧客的積極監管作用。一方面，靠所有人的眼睛來淘汰那些環境條件差、衛生隱患多的小餐館，真正讓大家吃得放心，吃得明白。另一方面，從監督管理的角度來講，大量消費者群體的參與，無形中讓監管之手伸得更遠，小餐館的業主即使想鉆一些空子，也會顯得乏術無力。

□三艷（職員）

新消法固然有著許多進步，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現有的執法到司法，對于消費者維權的支持還遠遠不夠。保護消費者，從執法到司法機關，都要根據法律的變化，拿出更多主動措施應對。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3·15，同時也是新消法正式施行的第一天。新消法將給民眾帶來什么，此前給媒體和專家都有許多解讀和分析，不過這些法律條款是否真的能讓消費者受惠？最近《新京報》記者進行了相關調查，結果讓人不敢樂觀。

據記者調查，一款銷售火爆，被稱為“霧霾終結者”的九頭鷹牌納米PM2.5口罩，存在著生產地址、注冊地址不實，以及虛假宣傳等問題。類似問題，在多種防霾口罩中都存在，經第三方專業檢測，這些口罩的防塵功效，連其宣傳的一半都不到。

此外，記者還就“7天無理由退貨”的問題，調查了多家購物網站，發現各個網站執行的退貨標準都不同，甚至同一家網站不同店鋪退貨標準也不一致。而且大多網站的退貨提示，都“遮遮掩掩”，消費者不留意很難找到。

兩個調查，暴露出這么多問題，可以說，消費者一不小心就被坑。這樣的現實，不能不讓人感嘆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艱難。很顯然，新消法固然有著許多進步，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保護消費者，從執法到司法機關，都要根據法律的變化，拿出更多主動措施應對。

例如，粗制濫造的防霾口罩在市場上大量出現，這明顯暴露出相關執法部門的反應遲滯。防塵口罩以前屬于勞保用品，而現在，它已經逐漸成為了一種大眾消費品，所以以往對于防塵口罩監管方式，已經明顯不適用了，相關部門的監管范圍需要進一步擴大。而且，口罩與口鼻親密接觸，其安全性不亞于食品安全，所以理應像關注食品安全一樣關注之。

而“7天無理由退貨”遭遇門檻，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新消法有著“根據商品屬性，不適合作為無理由退貨的”豁免條款。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讓消費者能與商家博弈，防止商家濫用法律豁免權，而這則有賴司法途徑解決。不過，對于退貨這樣的小額貨款糾紛，目前的起訴和審判還很繁瑣，這往往讓消費者知難而退。所以，我們亟須學習國外，建立小額消費糾紛仲裁制度，減輕消費者的維權代價。

應當說，這些年來，消費者自我保護的意識正日益增強，這種意識推動著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進步，也是新消法出臺的根本驅動因素。但現實中，消費者的主動維權總會遭遇各種障礙，比如買到問題產品，卻投訴無門；想檢測一份疑似不合格食品，要不不受理，要不需交天價檢測費；打一起消費糾紛訴訟，會被繁瑣的程序和證據弄得心力交瘁……這些都反映出，從執法到司法，對于消費者維權的支持還遠遠不夠。所以，隨著新消法的正式施行，作為執法和司法機關，需要拿出更多措施，回應社會的關切與期待。

皮革廢料經過大量工業原料處理，屬于有毒有害的工業垃圾。《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禁止生產經營用非食品原料生產的食品。為何衛生部門的一個規范，卻可以有例外？

2012年，央視曝光了河北一些企業用皮革廢料熬制工業明膠，最終制成藥用膠囊的事件。事件曝光后，全國上下徹查“毒膠囊”。

雖然事情已過去兩年，可央視最新調查表明，“毒膠囊”的陰影其實并未遠去——記者在福建某大型明膠生產企業發現，該企業生產明膠的原料，竟用的是皮革廢料，這種皮革廢料，經過工業鹽、硫化堿、石灰、純堿、脫脂劑等工業原料處理，屬于有毒有害的工業垃圾（據央視《每周質量報告》）。

皮革廢料制成明膠后混入糖果、酸奶，變成藥用膠囊，這簡直就是“毒膠囊”事件的翻版。中國明膠協會秘書長姚龍坤甚至表示，目前全國有幾十家明膠廠，大多數明膠廠都在使用這種制革廠的工業垃圾皮作為食用明膠的生產原料。這在令人震驚之余，也不禁讓人納悶，“毒膠囊”事件之后，皮革廢料制明膠不是被嚴厲禁止了嗎？為何正規企業還明目張膽這么做？

原來，皮革廢料制明膠合法！2005年生效的《食品添加劑明膠生產企業衛生規范》規定，“制革鞣制工藝前，剪切下的帶毛邊皮或剖下的內層皮，俗稱為毛邊皮、二層皮、三清皮等生皮”可作為明膠生產原料。據央視報道，之所以會有如此規定，是多家明膠企業出錢，中國明膠協會“運作”的結果。

明膠企業及其行業協會通過瞞天過海的“運作”，擴大了其生產原料來源，不過與此同時，公眾健康卻成了犧牲品。雖然這種皮革廢料未經鞣制，沒使用含重金屬鉻的鞣制劑，但它同樣經過大量工業原料處理，央視報道中提到，這種藍綠色的皮革廢料氣味刺鼻，連蟲子和蒼蠅都躲著走，一些明膠廠的負責人都坦率承認，這樣的原料是不能用來加工食用明膠的。很難想象，這樣的東西竟能合法“入口”。

實際上，《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禁止生產經營用非食品原料生產的食品。而1994年《食品添加劑明膠》規定食用明膠的生產原料可以用動物的皮。為何衛生部門的一個規范，卻可以有例外？當年整治“毒膠囊”的行動可謂大張旗鼓，可為何沒有觸動問題的源頭，把這個“合法”卻荒謬的規定遺漏了？

毫無疑問，皮革廢料制明膠“合法”，相關部門需要給公眾一個解釋——這種規定當時基于什么考慮，有沒有經過嚴謹的論證，所謂“運作”是否確有其事？2009年《食品安全法》實施后，特別是2012年“毒膠囊”事件之后，相關部門為何沒有對食用明膠生產的規范及時進行修訂，以至于這么多年來，大量皮革廢料源源不斷流入明膠企業，造成重大食品安全隱患。

“毒膠囊”事件過去，但是“問題膠囊”以及摻有各種劣質明膠的食品依然在我們身邊，這無疑是個莫大諷刺。食品安全，不只是查查那些違法的小作坊、黑工廠，一些不被注意的合法“問題”，其實危害更大。因此，針對央視的報道，相關部門有必要全面篩查一下，有多少“地雷”還隱藏在一些合法的規范和標準中？保障食品安全，不拿出追根究底的態度怎么行。

昨日的央視3·15晚會，曝光以鼎開、大唐旗下高鴻等為代表的公司，通過手機經銷商把帶有惡意程序的軟件提前預裝進手機，它在用戶不知情情況下遠程控制用戶手機，不僅會惡意扣費、騙取流量，還會泄露用戶的隱私信息。它們不止存在于山寨手機中，正品行貨也無法幸免。

據查，惡意軟件“大唐神器”的生產商——高鴻，還是上市公司大唐電信的子公司。而今，“大唐神器”擁有4600多家加盟代理商，每個月能安裝100萬部以上的手機，已經安裝的軟件超過4600萬個。另一家惡意軟件生產者鼎開，其每個月裝機量達到130萬臺。看上去，用戶每個月可能被扣幾元幾十元。但僅這次被曝光的兩款軟件，其受害者就達到千萬級別，其案值可能億元以上，絕非小案。

更可怕的是，數以千萬計用戶的個人信息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在此情境下，這當然不能大事化小，僅由工信部罰款了事，或涉事公司做些不痛不癢的道歉來平息風波，而應對其按刑事犯罪予以嚴懲。

200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七），其中增設了“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和“提供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等罪名。兩高于2011年公布的《關于辦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進一步明確：包括手機在內的通信設備，都屬于“計算機系統”，即非法侵入、控制手機，也算是非法侵入、控制計算機系統。

因此，對于3·15晚會上曝光的電信企業通過手機惡意軟件，控制手機、盜刷流量、竊取隱私的行為，有必要按“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立案追究；惡意軟件的制造商也應按“提供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追究。而在通訊犯罪風險劇增的當下，公檢法部門也應提高警惕，對這類犯罪行徑懲前毖后。

如今，手機惡意軟件已登上曝光臺，希望公安部門敢于亮劍，法院通過此案樹立打擊類似犯罪的司法標桿，以儆效尤，而不可在輕縱中，形成“破窗效應”。

□袁伊文（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