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南寧市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近日出爐，這是南寧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立法。其中明確：拒絕給老弱病殘孕讓座，經勸阻仍不改正的，駕駛員、乘務員可拒絕為其提供營運服務。（9月27日《人民日報》）

給特殊群體乘車讓座，本無可厚非，但近年來關于“讓座”而引發的爭議不斷。“讓座立法”并非南寧首創，鄭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條例（草案）》規定，乘客不主動讓位的，駕駛員、售票員有權勸阻和制止，對于拒不改正者，可以拒絕其乘坐。不履行義務者，市政主管部門還可處以50元罰款。不論是罰款還是拒載都有違契約，罰款、趕下車都難有操作性，如此，不僅加重了司機、乘務員的工作負擔和壓力，更有可能引發司乘矛盾，出現糾紛就容易使公共交通秩序受到影響。

拒不讓座的“釘子戶”畢竟還是少數，“倚老賣老”的老年乘客也不是常有，“讓座”之爭，還在于多換位思考，道德立法不能突破操作性底線，更不能形成一把枷鎖強加于人，這樣恐怕只會適得其反。

公交、地鐵是大多數人出行的首選，“讓座”自然是文明出行的一部分，文明出行的習慣養成，首要在自覺，倡導是主要手段，而立法強制則要有邊界。如果說“拒不讓座”就得趕下車，那么地鐵“禁食令”又該如何執行呢？比如，在執行“禁食令”的過程中，難免遇到糾紛與矛盾，對拒不執行和接受處罰者是否也該趕下車呢？軌交方面尚有警察維護秩序，遇到拒不執行者，警察還能出面解決，而公交車的“讓座執法”靠誰來執行？司機、乘務員顯然有自己的崗位職責，其崗位的性質也決定其不具備承擔“讓座執法”重任的能力。

把“拒不讓座”者趕下車是一種極端做法，無疑也把這種少數人群推向道德感化的另一面。我們可以反對“拒不讓座”的不道德行為，甚至對一些屢教不改者還可以進行指責和鄙視，但是靠法規的強制要有底線。比如說，公交方面把“拒不讓座”的趕下車，那這種乘客就可以要求退票和賠償，你可以看不起這種“拒不讓座”的行為，但他們也有權利維護自己的乘坐權益。

不具備操作性的立法，就失去了其現實意義，如果引發矛盾、糾紛，無疑不是道德立法的所需要的。用違背契約的做法去強制糾正不道德的行為，難度極大，可操作性就少之又少，所以，不具備可操作性的“立法”還是停止為好，無法現實推進的“立法”有點想當然。

“不讓座趕下車！”這是《南寧市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的明確規定。它說：拒絕給老弱病殘孕讓座，經勸阻仍不改正的，駕駛員、乘務員可拒絕為其提供營運服務。顯而易見，“拒絕服務”就是強制下車。不過，公眾對此卻提出了許多質疑。

一看便知，立法者的意圖是通過法律的剛性和強制作用來倡導和推行尊老扶弱的優良道德。以為一項要求只要規定為法律義務，就能夠強力推行下去，因為如果不遵守就可以采取法律強制迫使其就范，從而切實提高公眾的文明程度和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孰不知，法律雖然有用，但卻不能工具主義地使用，尤其不能脫離其法理基礎隨意設置規范設定義務。因為缺乏法理依據的法律規定，不僅缺乏自身的存在基礎，而且也得不到公眾的理解、支持和遵守，或因沒有可操作性而成為擺設，或因公眾的集體抵制和突破而權威盡失。

從法理上講，凡按規定購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與公交公司之間就形成了客運服務合同關系。沒有法定事由，任何一方不得解除運輸合同。當然這里的“法定事由”并不是隨便哪一級的法律規范性文件都能滿足要求，在我國至少應當是地方性法規等級以上的法律法規才符合條件。換句話說，就是在南寧，至少應由南寧市人大常委會或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的相關規定才有資格成為“法定事由”。

另一方面，解除合同必須基于法律因素而不能基于純道德原因。“不讓座趕下車”的實質就等于“不文明即拒承運”。且不說因為道德原因而解除法律合同的合理性不足，如果以此理由就解除承運合同將乘客趕下車，那么，乘客的其他不文明行為要不要一視同仁也解除合同趕下車呢？比如隨地吐痰、窗口拋物等。如果不是，那法律公平何在？要知道缺乏公平的法律規定是無法培養公眾法律信仰，樹立法律權威和尊嚴的。

還有一個方面，那就是大家都想到的操作性問題。誰該讓座，誰不該讓座，是否拒不讓座，由誰來現場裁斷？公交車駕駛員，還是售票員？出現糾紛怎么辦？激化矛盾又怎么辦？比如，駕駛員或售票員向某不讓座乘客宣稱“拒絕向其提供服務”，對方就是不聽，拒不下車，前者能否采用某種強制措施？如果有授權，是否會變為執法者？如果沒有授權，又如何保證這一規定的落實？總之，這樣的規定即使寫入法規，恐怕最終也會淪為笑談，僅具觀賞效果。

由此，我們不禁想起許多地方的“雷人法規”，諸如“尿歪罰款”“公廁蒼蠅不得多于2只”之類的規定，讓普通人一看就“注定無法施行”的內容頻頻出現在一些地方立法中，不能不讓人擔憂地方立法中的“花架子”意識和工具主義觀念。看來，我國的地方立法領域也該檢討一下“奢侈浪費”之風了。

李克杰（山東 學者）

?? 備受關注的《南寧市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近日出爐，這是南寧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立法。其中明確：拒絕給老幼病殘孕讓座，經勸阻仍不改正的，駕駛員、乘務員可拒絕為其提供營運服務。“拒絕提供服務是不是就要趕下車？”意見稿一出，立即引來廣泛爭議，有支持者認為，公交立法是進步，該規定能規范、塑造乘客文明乘車行為。（9月27日《人民日報》）

拒給老幼讓座將被趕下車，立這樣明顯不正當的法，以違法的方式對付不文明的行為，竟還有不少支持者，讓人看到了法治建設還需要更多的努力。這么多年來，“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觀念的傳播，并沒有遏制住一些地方政府將道德問題法律化的亢奮沖動，他們無比迷戀立法，解決一個社會問題遇到麻煩，就立刻相應地立一個法去尋找法律的強制，而不管這問題是道德問題還是法律問題。法律具有強制性，他們迷戀立法，迷戀的其實不是對法律的尊重，而是迷戀“強制”。而迷戀“強制”實際上迷戀的是權力，閑不住的權力之手總想強制干預每一個問題，而不給市場自治和道德自律留下空間。

拒給老幼病殘孕讓座，是道德問題，而“把人趕下車”，則是法律問題。駕駛員是無權因為不讓座而將乘客趕下車的，乘客買了票，就與營運公司形成了法律關系，營運公司就要為乘客提供服務，將乘客送到目的地，怎么能輕易中止合同把乘客趕下車呢？公共汽車是一種公共交通工具，而不是哪個人的私人財產，沒有人有權將一個拒讓座的人趕走。

這種粗暴的思維，與媒體常報道的“將小偷示眾”、“將嫌犯游街”行為在邏輯上并無兩樣，都是以道德的理由去反法律，將小偷示眾者都覺得小偷太可惡了，所以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羞辱他。不讓座的人太可惡了，所以也可以通過“趕他下車”來傳播文明。傳播文明應該以文明的方式，而不能以不文明、反法律的方式去對付不文明行為。不讓座只是道德上的錯，而趕人下車則是法律上的錯。

比政府習慣將“道德問題法律化”的沖動更可怕的是，這種行為有強大的民意基礎，民間很多人支持政府這么做，動輒呼吁權力出手，呼吁立法懲罰不道德行為。所以，我們常看到小偷被示眾時，不僅無人制止，甚至有人圍著被示眾的小偷打。嫌犯被游街時，會有很多人拍手稱快。民間非理性、情緒化、反法律的思維，與官方熱衷權力出手的習慣一拍即合，形成可怕的暴力。

所以迷戀“道德問題的法律化”，很大一個原因是相關部門缺乏德治的耐心，沒有耐心從道德上去化解，而是信賴權力的強制效率。道德總是柔性的，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勸說，解釋，說服，訴諸自覺和領悟，很多時候效率很低，需要傳道者的耐心。比如，有人不讓座，需要耐心去說服，借助圍觀者的輿論壓力形成道德壓力。而如果“直接趕下車”，則有效率多了，不聽勸告，就直接強制趕人，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缺乏法律意識，而迷信權力的萬能。遇到問題就立一個法，通過法律手段解釋道德問題，并不是信仰和尊重法律，恰恰就是反法律。真正的法治并不是什么事都找法律，而是意識到法律的邊界，法律有所為有所不為，道德問題就應該交給道德裁決，用道德方式去解決，法律問題才應該納入“法律帝國”。而眼中無法的人一個表現就是，什么事都訴諸立法。這種法，并不是真正的法律，實質是權力的亂用。

受關注的《南寧市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近日出爐，這是南寧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立法。其中明確：拒絕給老弱病殘孕讓座，經勸阻仍不改正的，駕駛員、乘務員可拒絕為其提供營運服務。“拒絕提供服務是不是就要趕下車？”意見稿一出，立即引來廣泛關注。大家在肯定立法初衷的同時，也提出了很多質疑。（9月27日 人民網）

乘坐公交車，給老弱病殘孕讓座本是一種美德，體現的更是一種尊老愛幼，互相關愛的精神。而如今“不讓座”便要“趕下車”，這種通過綁架集體利益來強迫個人意志的行為，的確讓人十分費解。在筆者看來不僅不能發揚互助友愛的精神，反而多了一份令人反感的強迫。

讓座本是一件讓人感覺非常愉快的事情。他能給旁觀者以啟示，更是在旁人的眼光中也給自我以鼓勵和認可。然而立法之后，讓座成為一種硬性的規定，被讓者也認為這是一種理所應當。這使得讓座本身存在的意義蕩然無存。按照這種思維方式，是否見義勇為也該入法？那么路遇歹徒不施援手的公民也應受到懲罰？答案自然不言而喻，那為何偏偏對“讓座”卻有如此苛刻的要求？

其次，制定這樣的法律與營造和諧、友善的人際氛圍也是毫無益處的。人與人的關系不應該只通過冰冷的法律來進行定義。讓座的過程中，更是體現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助互尊互愛的一個過程。這其中出現的微笑、禮讓、謙虛、感謝都是社會當中的正能量。是應該被進一步傳遞和發散開來的。

譬如，很多老人經常被讓座之后，反而提出應該給年輕人讓座的建議。原因很簡單，只是一句話“年輕人也不容易。”這讓大多數年輕人倍感溫暖，從前讓座的會繼續這么做，從前不讓座的在聽到這句話后在思想上也會有所觸動，進而改變。這就進一步挖掘出了互相理解、互相體諒這種更加可貴的品質。當然這種情況也是法律強制要求所不具備的。

因此，像“讓座”這種被提倡、和鼓勵的行為請別急著用法律來進行規定，這樣的措施只會使得人性美變得蒼白無力。不妨多給道德輿論發揮的空間，唯有如此才能讓更多人在高素質這條路上互相影響、走的更遠。

備受關注的《南寧市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近日出爐，這是南寧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立法。其中明確規定：拒絕給老弱病殘孕讓座，經勸阻仍不改正的，駕駛員、乘務員可拒絕為其提供營運服務。（9月27日，《人民日報》）

“拒絕提供服務是不是就要被趕下車？”意見稿一出，立即引來廣泛關注。大家在肯定立法初衷的同時，也提出了很多質疑。筆者認為，此種意見有待商榷。讓座與否，分明是道德層面的事情，為何要讓法律來越俎代庖？作為我國道德傳統的精髓所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念，的確應該被積極推廣。但凡事都有度，如果以此作為立法的標準和依據，確有被過于拔高的嫌疑。

另外，我們有理由發出這樣的質疑，推出這篇征求意見稿的人，是那些經常乘坐公交的人群嗎？常乘公交的市民應該知道，在早晚高峰之際，別說讓座了，恐怕連擠上車都是件幸運的事。因此，這篇意見稿在公共交通資源尚未有效飽和的時候，就急著用曲線的方式，試圖達成對尊老愛幼的另一種救贖，實在是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這讓筆者想起了那位乘坐無空調公交的交通局局長。在經歷了一趟“冒汗旅途”后，那位官員作出了及早更換空調公交的承諾。當然，我們在這并不求證南寧公交的決策者們是否有充足的基層經歷，但是客觀事實是，很多時候是“上座率”的飽和導致了老人無座的尷尬。與讓座入法相比，或許更應該考慮城市硬件是否缺位。

另外，我們必須看到，草案規定，如果乘客拒絕讓座，就要被趕下車去，公交公司將拒絕為其提供營運服務，這又是什么道理？客手中的車票就是和公交公司簽訂的一紙合同，在不觸犯法律的情況下，公交公司有責任，有義務將其安全地送往目的地。但“不讓座就趕下車”的管理辦法，卻因乘客可能存在的“道德缺失”的嫌疑，而忽略這種契約的存在。實在不能算是明智之舉。

“小政府，大社會”，如果政府對城市的管控已經細致到“不讓座就下車”的程度，就會積壓社會秩序的自我恢復能力。我們提倡尊老愛幼、給弱勢群體讓座位，不能用強制的手段來硬性執行。因此，筆者認為，多增加城市的公交數量、多提供交通高峰期的出行指導，應該是政府疏導工作的重點所在。不要用公權力強行介入道德判斷，更不要輕易地契約精神驅趕下車。

“不讓座就下車”是立法崇拜

備受關注的《南寧市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近日出爐，這是南寧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立法。其中明確：拒絕給老弱病殘孕讓座，經勸阻仍不改正的，駕駛員、乘務員可拒絕為其提供營運服務。“拒絕提供服務是不是就要趕下車？”意見稿一出，立即引來廣泛關注。（9月27日《人民日報》）

前不久，南京公交駕駛員劉某在開車過程中，遇到孕婦上車，在他多次提醒乘客給孕婦讓座無果后。這位駕駛員看著站著的孕婦，說沒人讓座就不開車了。當時這樣一件小事，引發了社會廣泛議論，褒貶不一，總體來看，似乎是褒揚多于貶斥。不得不說，類似“不讓座不開車”不僅有相當多的支持者，也有一定的市場。早在2008年，北京公交集團就規定，如果老人上車后沒找到座位，司機不得開車。鄭州《鄭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條例(草案)》更是規定，公交車乘客應主動讓座位給老人、孕婦等，若不履行義務，駕駛員、售票員可拒絕其繼續乘車，并對拒不讓座者罰款50元。眼下，南寧的“不讓座就下車”可謂如出一轍。

應該說，“不讓座不開車”也好，“不讓座就罰款”也好，還是“不讓座就下車”也罷，其出發點都是好的，都是為了更好地呵護我們的傳統美德——尊重呵護老幼病殘弱。但在筆者看來，出發點再好，也必須通過合理合法的手段去實現，說白了，“不讓座就下車”固然合情，但卻未必合理合法。上面說過，給老幼病殘弱讓座是一種傳統美德，屬于道德層面，而道德從來都不是強制、強權的產物，而通過自發、自律、向善去自然形成的。若動輒用法制去綁架道德，很可能得到這樣的結果：一是法制于道德層面的弱操作性導致整個法治權威的損害，另一方面因為法治的過于干預導致道德弱化。

就“不讓座就下車”來說，目前沒有任何上位法規定讓座是乘客必須盡到的義務，更何況，乘客已經交了乘車費，他享受坐著坐公交的權利并不過分，公交方又憑啥對乘客臨時中斷服務呢？再說，若乘客不配合，公交就原地不動，何嘗不是讓其他乘客的利益一同受損呢？這些聽似不可思議的小問題，一旦因為法律介入，都可能被無限放大，甚至讓人不堪其擾。

說到底，法律難以也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它只能規范公共領域，道德法律化不妥，法律道德化同樣不妥。然而，現如今不少人陷入了法律崇拜的泥淖之中，認為法律萬能，動輒拿法律說事。為了宣揚孝道強制子女“常回家看看”如此，為了崇尚節約規定公民“吃不了兜著走”也如此，為了公廁文明對“尿歪”動刀亦如此。常識是，道德的當歸道德，法律的當歸法律，如果法律過于干涉道德，只會適得其反，其于現實社會的可操作性也必然大打折扣，并最終導致法律不被遵守，削弱了法律的效力，甚至讓法律娛樂化兒戲化。

最后，筆者倒想給“立法崇拜”的地方提個建議，或學習杭州、武漢等地方推行公交“讓座有獎”，在重點線路的公交車廂內發放愛心積分卡，累積讓座次數，年終給予一定獎勵；或學習北京等地，大力開展“讓座日”活動：北京從2088年2月開始將每月22日設為“讓座日”，大力宣傳“讓座成為一種時尚”。事實也證明，這些城市通過這些有益嘗試，讓座風氣好轉不少。

近日，廣西南寧市法制辦公室發布《南寧市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意見稿指出，如果乘客拒絕給老、弱、病、殘、孕等特殊乘客讓座，司機可以拒絕為其提供營運服務。

給不給人讓座，事關道德。從意見稿可以看出，這種規定就是將“道德”作為一個砝碼，強制個人或者眾人“必須做”某些事情。

從法律層面看，乘客既然掏錢乘車，就應該享有規定的權利。為“特殊人群”讓座，則是出于道德層面。這看起來是在強調群體和統一價值觀，實際上是損害了大部分乘客的權利。

中國社會注重道德并有著諸多傳統美德，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言行舉止更多受到道德的支配和約束。不讓座的情況是少數，更多的人是愿意為“特殊人群”讓座的。

南寧出臺此項規定的初衷是倡導乘客為“特殊人群”讓座，如果實施起來，那么存在凌駕法律的做法。相關部門應該加以引導，營造一種氛圍和環境，比如，讓座一次即可免費乘坐一次，讓每一位乘客的心態從“必須給特殊群體讓座”向“應該給特殊群體讓座”轉變，只有這樣，整個公交出行的環境才更加融洽。

摘編自新華社9月27日電文/汪軍

立法規定不給老弱病殘孕讓座可被強令下車，可乘客就是不下咋辦？

《南寧市城市公共汽車客運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近日出爐，其中明確：拒絕給老弱病殘孕讓座，經勸阻仍不改正的，駕駛員、乘務員可拒絕為其提供營運服務。這意味著，拒不給特定的人讓座，就要被趕下車。意見稿一出，遭到諸多質疑。（9月27日《人民日報》）

應該說，南寧的這條規定，初衷雖好，但恐怕利少弊多。

先說可操作性。若立法規定了不給老弱病殘孕讓座可被強令下車，可乘客就是不下咋辦？再立法賦予駕駛員、乘務員警察般的強制執法權？若沒有執法權，動輒就往派出所拉？這樣的立法，讓平等主體的經營者和乘客之間為讓座的問題而彼此對立起來，等于立法在制造矛盾和糾紛，并危及一車人的安全，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再說地方立法規定強制給老弱病殘孕讓座，同國家法律的沖突。《合同法》規定，從事公共運輸的承運人不得拒絕旅客通常、合理的運輸要求。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不得拒載”。這是法律通過強制性規定來保障乘客實現出行目的的重要規范，是乘客的基本權利，也是承運人的重要義務。

其實，“給老弱病殘孕讓座”，根本不該上升為立法。

法律格言有云，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這說明，道德與法律沒有截然的界限。誠實守信、夫妻忠誠等道德規范，現在都上升為法律原則了。尊老愛幼歷來是重要的道德規范，該道德規范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也是可以施以法律的保障的。

住建部的《城市公共汽電車客運管理辦法》規定，城市公共汽電車經營者應當在客運車輛內設置老、弱、病、殘、孕專用座位。這就是在“必要”和“可能”時，為道德加上法律的保險。尊老愛幼須體現在具體的行動上，這就是“必要”；在客運車輛內設置專用座位，有便于在法律上控制和操作的客觀判斷標準，這就是“可能”，有這兩個基礎，才能上升法律規范。

相反，即使有“必要”，但缺乏客觀判斷標準，在法律上無控制和操作的“可能”，也不能上升為立法。“給老弱病殘孕者讓座”，也很有“必要”，但駕駛員、乘務員無法短時間內判斷出坐專用座位者是否也是孕婦，是否也生病等，現實生活是復雜的，對于誰是否該讓座，很難做到客觀地控制和操作的“可能”，這種情況下，立法就不應介入。

□劉昌松（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