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跪著，我也只能陪你跪著。”面對下跪央求不要扣留小車的占道經營攤販，城管曹祥超無奈選擇“對跪”。近日，武漢街頭這戲劇性一幕，反映出城市公共管理的深層尷尬。

城市游攤走販遭遇的困境，屢有所聞。然而，城管又何嘗不是如此？此次對跪，不過是頗為戲劇化地再次展現了城管的尷尬。更何況，很多城管同樣來自弱勢群體。

城管與攤販的對跪說明：在一個權力必須尊重權利的時代，如果缺少充分人性化的制度，權力本身也會掉進被動的窘境。當雙方都不愿意用尊嚴為不合理埋單時，這種權利與權力的沖撞很可能會以悲劇收場。在城市公共管理中，很多地方沒有把流動商販納入到真正的城市管理體系中，而是以臨時化的管理思維，對待這個群體的生存與發展。在這樣的行政理念下，城市管理的規則制度，往往難以表達出足夠的制度善意。通過“禁擺區”來把小商販趕出街區，卻不能為小販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務，必然會遭遇抵制，從而陷入更大的公共管理困境，要么更多對抗，要么陷于尷尬。

城市之大，在于能海納百川。如果能以更開放心態接納流動人口，劃定區域與時段對小攤販進行疏導，變管理為服務，城管的執法壓力肯定會大為減少。如果能加強監督，成立專門的監管中心，依法依規處理問題，小販也能更多理解。而引導攤販成立自治組織實現自我治理與約束，甚至引入社區、社會參與其中，也都是社會管理創新、制度創新的必要內容。

街頭對跪的城管和小販，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然而，社會管理者更應看到背后的沖突，加強制度創新，以更加充滿善意、以人為本的制度，走出小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眾妖魔化的雙重窘境，讓小販不用下跪求生計，也讓城管能夠站著執法。摘編自《人民日報》4月16日文/單士兵

當下,一段題為《自編自導自演 80后城管為自己代言》的視頻走紅網絡，這個片長1分38秒的短片在城管官方微博及各大論壇貼出后，立刻引起網友的廣泛關注。（4月16日央視網）

根據拍攝者的說法，每每和新認識的朋友說起自己的職業，別人總會有各種誤解：“對我們這個職業的誤解太多，已經將城管標簽化了，只要提到城管，就是負面的感覺”，拍短片是為化解大家對城管的誤解。我想是這位拍攝者“誤解”了，這里面的“誤解”可不全是“誤解”。根據2012年10月20日《羊城晚報》的報道，廣州市副市長謝曉丹在“廣州市城管執法系統先進典型事跡報告會”上指出，目前城管形象不佳，已經遇到公信力危機，并表示這并非廣州獨有的現象。謝曉丹副市長的分析實事求是，直指要害。

客觀地說，這段視頻拍攝水準還是比較高的。重點選取的幾個細節片段很能打動觀看者的內心，引起共鳴。這位拍攝者的出發點也是好的，但是要想真正的消除所謂的民眾誤解，提高自身的執法公信力才是關鍵。

為自己代言，能取得一定的廣而告之的效果，卻難以贏得大眾的長久支持。畢竟，“不能看廣告，得看療效”。城管的執法公信力不提高，短片贏取的公眾的短暫善意總會“被雨大風吹去”。當公信力遭遇危機，民眾就會習慣性懷疑，就難免帶著有色眼鏡來看待城管的執法行為。畢竟，一次的損害，可能就是長久的定格，很難平復，對公信力尤其如此。若是城管依然揮霍自己的公信力，歷史的欠賬越來越多，最終成為民眾心目中的“不良貸款戶”，那時候就算請天王巨星來為自己代言也是于事無補。

不可否認，城管面臨著制度供給不足、法律缺失等困境，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任何事物的產生和發展都有制度和社會性的原因，這些宏觀的原因不能成為個體免責的充要條件。具體到城管自身，在當前條件下，挽救自身的信任危機，提高自身的公信力，才是為自己“代言”的正途。

所以與其花費心思拍攝這樣為自己“正名”的視頻短片，還不如花大力氣規范執法行為，嚴格執法程序，提高執法公信力。抓緊時間補補課，勤練內功，不用為自己代言，群眾自會理解。

社會管理者應以更多制度創新，走出小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眾妖魔化的雙重窘境

“你跪著，我也只能陪你跪著。”面對下跪央求不要扣留小車的占道經營攤販，城管曹祥超無奈選擇“對跪”。近日，武漢街頭這戲劇性一幕，反映出城市公共管理的深層尷尬。（相關報道見今日第十一版）

在中國傳統中，下跪是一種符號，語意是乞求，姿態是示弱。在權利平等成為社會基本意識的年代，攤販犧牲個體尊嚴來守住謀生路徑，讓人感受到屈膝之下難以承受的重量。

或許正是如此，城管隊員也壓力沉重，特別是在民意注視下時，因而選擇“陪你跪著”。正如當地城管部門負責人所說，“如果當天攤販下跪而城管隊員沒有下跪，照片傳到網上，可能就是另外一個結局”。這個結局，可能是城管部門遭遇強大輿論壓力，更可能是曹祥超自己“無奈走人”。

城市游攤走販遭遇的困境，屢有所聞。《清明上河圖之城管來了》等網絡圖片，各種新聞勾畫出的“貓鼠游戲”，都折射出他們在城市中逼仄的生存空間。然而，城管又何嘗不是如此？崔英杰案、夏俊峰案中，被刺死的城管同樣是應該尊重的生命。面對整頓市容市貌、道路秩序的要求，城管即便穿上制服，也往往既缺少執法的依據，又缺少工作手段。此次對跪，不過是頗為戲劇化地再次展現了城管的尷尬。更何況，很多城管同樣來自弱勢群體。

城管與攤販的對跪說明：在一個權力必須尊重權利的時代，如果缺少充分人性化的制度，權力本身也會掉進被動的窘境。當雙方都不愿意用尊嚴為不合理埋單時，這種權利與權力的沖撞很可能會以悲劇收場。

在城市公共管理中，很多地方沒有把流動商販納入到真正的城市管理體系中，而是以臨時化的管理思維，對待這個群體的生存與發展。在這樣的行政理念下，城市管理的規則制度，往往難以表達出足夠的制度善意。通過“禁擺區”來把小商販趕出街區，卻不能為小販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務，必然會遭遇抵制，從而陷入更大的公共管理困境，要么更多對抗，要么陷于尷尬。

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城管制度，其初衷是在國企改制、城鎮化加速、下崗人員和流動人口增多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維護城市秩序。這樣的設計，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這種帶有一定應急性的“委托執法”模式，10多年來未能從源頭上加以完善，反而逐漸固化下來，成為諸多矛盾的“下水道”。面對城市生活的巨大變革，社會管理者不能把“苦差事”都推給一線執法者，更不能以一個群體的“污名化”為代價換取表面的有序與繁榮，而應以更有效的頂層設計，從根本上化解城管困局。

城市之大，在于能海納百川。如果能以更開放心態接納流動人口，劃定區域與時段對小攤販進行疏導，變管理為服務，城管的執法壓力肯定會大為減少。如果能加強監督，成立專門的監管中心，依法依規處理問題，小販也能更多理解。而引導攤販成立自治組織實現自我治理與約束，甚至引入社區、社會參與其中，也都是社會管理創新、制度創新的必要內容。

街頭對跪的城管和小販，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然而，社會管理者更應看到背后的沖突，加強制度創新，以更加充滿善意、以人為本的制度，走出小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眾妖魔化的雙重窘境，讓小販不用下跪求生計，也讓城管能夠站著執法。

近日，一組照片在網上熱傳：一名身穿“城管執法”背心的城管隊員與一名攤販面對面跪著，旁邊站滿了圍觀的市民（昨日《武漢晚報》）。

對跪發生于武漢。攤販50歲左右，是來漢謀生的外地人，當事城管隊員是入職不足半年的新人。因為占道經營，手推小車被扣下，于是一個大男人當街下跪了；為了不引起圍觀市民的誤會，年輕的城管隊員也當即跪在了地上。就這樣，兩人在地上“對跪”了1分多鐘。

一方為了謀生，一方為了職責，城管與攤販的糾結幾乎天天上演。作為武漢人，我不希望這樣的“對跪圖”出現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同時對當事城管隊員的克制態度給以理解與認同。畢竟他沒以更強勢、更霸道的面目出現，將一個城市管理行為搞成一個恃強凌弱的社會事件。

然而，不管是對人還是對城市而言，下跪都是不雅的形象。男兒膝下有黃金，腿一軟尊嚴就跪沒了一大半；城市文明最講究的是以人為本，找不出任何非讓人下跪不可的理由。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對跪”的背后，無疑有值得反省的問題。

攤販下跪，顯現出弱者的無奈。在城管那里，查處占道經營，沒收攤販推車，不過是職責所在；而在攤販那里，每天有個地方售貨賺錢，則是生活的主要寄托。那輛不起眼的小推車，很可能承載著一個男人的責任和全部夢想，對家庭、對自己的人生期待。所以，他會常常聽不進城管的勸誡，在街頭路邊與城管打游擊；沒收其經營車輛，如同撕碎他的夢想，掠去他的魂魄。這時候，他會覺得留住夢想的唯一選擇，就是向管理者下跪討饒。

攤販下跪的無奈，可以究之于準備不足。從農村到城市謀生，可能不差吃苦耐勞、流淚流汗的準備，但不一定準備好了，如何從生活習慣、人際交往、遵守規則等方面，盡快地適應城市、融入城市。你有進城尋夢的權利，但沒有拒絕管理的自由；你在全力淘金賺錢的時候，應盡可能不為城市的臉面與秩序帶來臟、亂、差。所謂入鄉隨俗，既尊重別人也是尊重自己；所謂同為城市主人，就是這里每一層次的環境優劣，都是我們共同造成，由我們共同分享。這樣做了，引起下跪的情節還會發生嗎？

面對下跪的攤販，城管怕引起誤會而不得不以下跪應之，從一個側面凸顯城市管理思維、辦法、手段，有陷入逼仄胡同的危險。我們常說，管理的終極目標，一定不能游離于以人為本之外。這個“人本”，既應體現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也當切實保障進城務工人員的權益，包括為其提供更好的行政服務、更優的經營環境。具體到攤販管理，有兩個層次不能不提請注意：“占道”的認定是否科學合理，是不是所有街道所有時間都容不下一個小攤、一輛推車？“占道”的查處是否適度，是不是除了掀攤子、扣車子就別無他法？

可以肯定的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對跪”，不只是兩個男人的無奈，更是城市管理機制的尷尬。引起被管理者下跪是一個問題，管理者只能應之以對跪是另一個問題。如果通過反省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我相信“對跪”就會變為普遍的“對笑”。

日前，廣州發生一起小販砍傷城管人員事件。雖然事發繁華街頭，但沒有一個路人伸出援手。事情發生后，一些人還對城管挨砍冷嘲熱諷。“最痛的不是挨了7刀，而是社會的不理解。”廣州市城管局一個干部的感慨，值得深思。

不論持刀者是小販還是城管，暴力傷人都是法律禁止的行為，理應受到制裁。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這種“不理解”因何而來？相對于小販，城管人員處于相對優勢地位，卻為何在輿論場中“優勢逆轉”，一遇糾紛，常常處于被懷疑、受批評的位置？

出現“不理解”，不排除有偏見的成分，但城管執法過程中的瑕疵恐怕也是重要原因。在很多城市，隨著“貓抓老鼠”的游戲反復上演，城管不文明執法時有所見。這些問題，不論對城管的形象還是公信力，都造成了損害。

就在本月初，也是在廣州，一名女商販與城管人員發生沖突，引發強烈關注。哪怕女商販的確有所謂“暴力抗法”的情節在先，在執法人員占據絕對優勢的現場，城管人員怎能硬掐小販脖子，置其在一旁哭泣的年幼孩子于不顧？這樣的粗暴做法，讓公眾很自然地將同情和信任的砝碼，重重地加在了女商販一邊。

與一般的社會管理者不同，城管的管理對象，大多是位居社會最底層的低收入群體。這使得城管執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打鐵還需自身硬，要避免“同情弱者”的社會心理影響執法，屏蔽事件真相，城管人員就要格外注意執法剛性與柔性的結合，注意執法程序的嚴格公正，維護執法者自身的良好形象。

近年來，從“把叫賣農婦當母親”的金華城管，到騎車上崗扭轉“強勢形象”的天津城管，再到對不文明行為以勸導為主的成都女子城管，都在探索盡可能人性化的柔性執法，對城管人員的要求也有所提高，甚至明令“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化解城管小販的矛盾。真能落到實處，堅持不懈，城管身上的“有罪推定”就會逐漸消除。

從根本上說，城管工作既是社會管理，也是群眾工作，尤需弄清“我是誰，為了誰”。只有切實“把群眾當親人”，對被管理者利益上保護、情感上貼近、工作中照顧，通過一次次耐心勸說、文明執法，去打破堅冰、贏得人心，“不理解”才會越來越少。

摘編自《人民日報》3月20日文/余榮華

“最痛非刀傷”道出城管之困

17日下午2時許，廣州天河區車陂街道城管執法中隊兩名城管隊員，對一占道經營的賣菠蘿小販進行勸導執法，小販突然揮刀襲擊，27歲的城管隊員蘇家權被砍傷7處。廣州市城管委主任危偉漢表示，廣州市副市長謝曉丹已下令全力追捕兇手。“最痛的不是被砍了7刀，最痛的是得不到理解”。（3月18日《羊城晚報》）

被砍7刀的城管命運值得關切，“最痛非刀傷”的困惑彷徨更發人深思。在危偉漢主任看來，僅有9名正式編制的城管執法隊員，管理一個20萬人口的車陂街道，連周末都沒有休息，換來的卻不是理解配合，而是橫刀相向。這種“奈何明月照溝渠”的無力感和挫敗感，帶給城管部門的打擊是巨大的。

事實上，“最痛非刀傷”并非個例。城管過去簡單粗暴執法飽受詬病，現在變成溫柔執法、勸導執法后依然不受待見，城管與小販之間的沖突始終沒有淡出公眾視線。不同的是，城管打人會招來網友的口誅筆伐，城管被打面臨的則是一片幸災樂禍，難怪廣州城管委主任發出“最痛的是得不到理解”之感嘆。

小販砍城管“傷”的是公眾

徐大發

城管執法的目的，本質而言在履行環境監督的職責。事實上，如果沒有城管的正常執法，一個城市會變得臟亂差，給市民居住生活環境帶來諸多的煩惱與不便。拒絕城管的勞動，到頭來傷害的還是每個人自己。對城管的正常執法，每個市民都要理解與配合。

城管與政府、市民利益的終極目標應是一致的。城管不能暴力執法，小販也不能暴力抗法。城管與小販其實都是弱者，城管憑借一份工作生活，小販靠經營小買賣生存，兩者應該和諧相處。事實上雙方只要在文明法制的軌道內運作，就不該發生矛盾沖突，更不該發生這樣的血案。

26日，廣東佛山市順德容桂發生一起城管小販沖突事件，不過此次不是城管打小販，而是4名城管執法隊員被女小販追打，整個過程中城管并未還手。“我們也是弱勢群體！”相關城管隊員訴苦。（3月28日《南方都市報》)

城管執法人員為了維護城市環境的秩序，要對小販們進行“圍追堵截”；小販們為了生計，不得不和城管執法人員“打游擊”甚至與其相沖突。長期以來，“劍拔弩張”、“水火不容”似乎已成為城管和小販之間的代名詞。

硬幣的一面是，由于城管的職責中包括了對擺攤設點的檢查和規范，因此與小商販的對峙甚至暴力沖突等關于城管的負面消息屢屢曝光，城管成了一個飽受批判的職業。硬幣的另一面是，城管人員在執法過程中，輕則遭受小販甚至圍觀群眾的謾罵，重則連其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最近發生在湖北英山城管執法局城管隊長段金寅被鋤頭砸死的事件就充分說了了這一點。

同時，我們也看到，現在很多地方正在探索城管與小販和諧相處之道。如“圍觀執法”、“眼神執法”等，有些地方還不斷探索與商販互換位置體驗、“舉牌賣萌執法”、聘請“洋城管”等“柔性執法”的新方式。這些積極探索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這些“柔性執法”非但沒有得到一些人的理解，反而飽受爭議，可謂是城管，想說愛你不容易。

其實，城管和小販的關系并非只有零和博弈的情況。要維護城市環境秩序的和諧，最關鍵的是要兼顧城管和小販在現實生活中的利益訴求，既要營造和諧公正的執法環境，同時也要照顧小販通過做小本生意維持生計的要求。可以通過打造擺攤設點特色街等舉措，讓小販“各自為戰”轉為“集中經營”，并加強管理，提高小販維護城市環境秩序的自覺性。如此以來，城管和小販可以通過合作達到共贏。

規則不明的世界,其實根本就無強者,只有共同的弱勢之困

日前,廣東順德容桂發生了一起城管小販沖突事件。不過,此次不是城管打小販,而是4名城管執法隊員被一名女小販追打。整個過程中,城管并未還手。相關城管隊員事后訴苦:“我們也是弱勢群體!”(3月28日《南方都市報》)

城管稱自己是弱勢群體,已不是首次。不過,此事最令人疑惑的,并非看似強勢的城管自稱弱勢,而是一旦發生沖突,往往只有互相“稱弱”,才能贏得道義的優勢。

在這則新聞中,四名城管面對小販的追打,表現出了“打不還手”的克制風度,的確值得肯定和同情。但在一次執法行動中,執法者示弱,絕非是根本的應對策略。我們可以說,城管的隱忍不發有助于防止更嚴重的暴力事件發生,但是挨打就必須是城管要付出的執法代價嗎?

在公眾心中,強勢與弱勢,往往成了分別描述城管和小販的刻板認知。也有人大呼城管群體被妖魔化了,這與順德城管稱自己也是弱勢群體的邏輯,其實是一致的。城管是否真有被妖魔化,暫且不表,但不可否認的,目前社會對于城管的認知,確實顯得有點偏頗——仿佛他們的存在,只是為與小販進行對立。近些年,一些城管在自身形象糾偏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還做了微笑執法、旁觀執法等嘗試,但這些嘗試并不能很好地給城管正名。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怎么做都無濟于事”的狀況,原因并不僅在于作為執法者的城管本身。城管執法方式粗暴,當然是招致形象被“妖魔”化的重要原因,但是,公眾對于城管的整體性不認同或“偏見”,并非僅僅來自于“暴力”的渲染。

它背后是一個亟待解答的社會議題:城市管理者是否有權驅趕小販?作為現實的存在,小販有無可能獲得正當的謀生地點和方式?正是有著這一層的問題背景,城管執法權在一開始就遭遇質疑。一旦發生暴力,為生計而戰的小販,自然也就會占據正義的制高點；相應的,城管的合法性和道義支撐,就要受到更嚴重的質疑。

正因為城管的執法資質受到質疑,執法行為本身也成了一個模糊的存在。什么情況下可以沒收東西,什么時候可以作“正當防衛”,很多時候變成了人性在特定情況下的條件反射或是“良心驅使”。也即是說,并沒有嚴密的執法規則和職業熏陶,讓城管形成“執法人格”。而在小販的一邊,當生計可能隨時被剝奪,自我抗爭的欲望就將模糊正義和法律的界限,甚至徹底激發人性之惡,暴力也就因此而生。在那一刻,城管與小販都可能回到人性的“叢林狀態”,誰都有弱勢之感也就不足為奇。

如今的公眾,很多人都在以道德標準而非法律規則來衡量城管與小販的關系,這足以說明,作為執法者而存在的城管,已經遭遇嚴重的認同危機。

規則不明的世界,其實根本就無強者,只有共同的弱勢之困。這個規則不僅僅是指城管執法的規則,更是指一個讓底層人物有生存空間的城市發展規則。當城管與小販都以弱勢群體自稱,成為城市街頭暴力一個重要的發生源,不得不說,目前的城管制度乃至城市的公共管理和城市的發展規則,已經走向了一個臨界點。重建規則,或許是徹底緩解城管與小販之殤的唯一出路。新華每日電訊

順德容桂前日發生一起城管小販沖突事件，不過此次不是城管打小販，而是4名城管執法隊員被女小販追打，整個過程中城管并未還手。“我們也是弱勢群體！”相關城管隊員訴苦。（南方都市報 3月28日）

連日來，關于城管的新聞層出不窮，先是廣東城管掐了女小販的脖子，在網上引發熱議，隨后，“廣州城管被砍7刀無民眾救援”、“湖北城管隊長制止違建遇襲身亡”等事件，又將輿論推向新一輪高潮。

城管的名聲一向不怎么好，網絡上形形色色的調侃更充分彰顯了網友們的智慧。“城管”倆字一出，就仿佛是“強勢”、“粗暴”和“野蠻”的象征，而與其對立者，如無證經營小販們，也被貼上了“弱勢群體”的標簽。

與以往一邊倒譴責城管的輿論形勢相比，這次的熱議增添了不同的聲音。有人說互聯網的時代是一個沒有隱私的時代，這話固然偏激了點，卻深刻地體現了人肉搜索的強大。相信廣東的女小販一定恨不得穿越回去刪掉自己引起“反轉”的微博，正是這些早前炫薩摩、炫“蘋果”、炫雅閣的微博，才讓眾多網友驚嘆原來想象中的“弱勢群體”比自己富裕得多。這些微博如同一盆涼水，讓很多看到“城管”兩字就不顧青紅皂白開罵的憤憤們冷靜下來。之后，接連發生的城管遇襲事件也讓人進一步反思，面對城管人員血淋淋的受傷照片，讓人不禁感嘆“城管也是弱勢群體”。

城管的暴力執法行為固然應該受到譴責，難道無證經營小販們的暴力抗法行為就應該受到鼓勵么？城管也是人，也有家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暴力行為無論如何都是不應該的。城管們固然應該反思自己刻板印象形成的原因，改進工作方式，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和理解，那么公眾、網友是否也應該反思自己是不是妖魔化了城管，用冷漠甚至是鼓勵的態度滋長了暴力抗法的囂張氣焰呢？

廣東順德容桂26日發生一起城管、小販沖突事件。4名城管執法隊員被女小販追打150米，有3人執法證被扯掉，一人衣服被撕爛，紐扣被拔光。城管執法人員黃股長介紹，沒收水果導致女販發作。“我們也是弱勢群體！”順德容桂環運分局呼吁社會理解執法不易。

難道城管真的進入了不是打人就是挨打的怪圈嗎？

其實，他們和小販一樣，需要養家糊口，他們也是為了生存。大家都為了生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生存權互掐的悲情世界里，誰都是弱者。要走出現實的困境，城市管理者有必要主動轉變思維，將城管和小販的關系轉化成“共生”關系。

法律如果只是冰冷的，的確會執法不易。法律的執行需要溫情。城市管理首先就要充分尊重小販的生存權，讓“人民共享人生出彩機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讓底層群體有生存的機會。對于小販，就是要有依靠勞動換取生存的零售空間。對于城市管理者，就是要劃出可供擺攤的區域，將規則合理化。

□舒銳（法官）

25日，昭通市昭陽區委宣傳部對“幾名城管執法人員將一名盲人乞討者打傷丟入水中”一事做出回應，稱已成立調查組，6名相關領導及城管人員停職接受調查，分管副區長向傷者公開致歉。同時，當地宣傳部人員稱，調查尚未完成，暫可確認的是，是乞討者把自己弄傷并跳入水渠的。但據一段現場視頻顯示，盲人乞討者和群眾稱是被城管所傷。

事件真相到底如何還有待調查，但對于當地政府與當事人各執一詞的說法，大多數網民觀點呈現一邊倒的趨勢：聲討城管人員。這其中，有出于對弱者的同情心理，更多的恐怕還是因為城管人員欠佳的執法形象。這也表明，城管人員文明執法、重塑形象已迫在眉睫。

回顧以往城管暴力執法事件，雖然發生的地點不同，城管執法人員也不同，但執法過程中的暴力傾向卻很相似。去年12月，蘭州當地四名城管執法人員手持棍棒，當街圍毆一位殘疾店主；不久前，廣州城管也與當地女商販發生激烈沖突……本應維護市容市貌的城管人員，為何頻頻卷入公眾沖突事件，不斷喪失了公信力？

說到底，還是由于對執法者的法律約束力不嚴，沒能把城管暴力執法關進籠子里。這一方面是對城管執法人員缺乏有效監督，導致執法方式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對暴力執法行為處罰不嚴，無法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種種因素導致了公眾對城管群體信任度不夠，即使城管正常執法，也被無端抹黑。

作為城管執法者，也必須心中裝著群眾，執法卻不違法，要合理執法、文明執法，如此才能逐步消除公眾的“不信任”和“不理解”。（作者系新華社記者）

急匆匆的停職，是否本身就從側面反證，在此次對盲人乞討者的“執法”過程中，城管的行為不當？

3月22日，云南昭通一名盲人乞討者被城管毆打并推入水中，傷者滿臉血跡跪在水渠中的照片也在網上流傳甚廣。據報道，25日，昭通市昭陽區委宣傳部稱已成立調查組，6名相關領導及城管人員停職接受調查，分管副區長向傷者公開致歉。宣傳部人員稱，調查尚未完成，暫可確認的是乞討者把自己弄傷并跳入水渠的。但據一段現場視頻，盲人乞討者和群眾稱是被城管所傷。

昭通城管打人事件，究竟誰是誰非，答案也許仍待詳細、中立的調查。讓筆者真正疑慮的其實是新聞中的一處細節：當相關消息在微博上流傳后，昭通市昭陽區委宣傳部立即稱已成立調查組，匆忙對相關領導及城管人員停職調查。此前既已言之鑿鑿稱城管無錯，停職處罰何以如此太匆匆？

城管無錯與斷然停職是如此的不兼容，實在有著太多可追問的空間。關于快速處罰的舉動，當然不能排除當地政府試圖展現出嚴厲處理的姿態，以迅速平息網絡輿情的訴求，但倘若本身無錯，停職對被處分者本身也難言公平。

急匆匆的停職，是否本身就從側面反證，在此次對盲人乞討者的“執法”過程中，城管的行為不當？其實，僅從新聞中，就可得到部分證實。譬如昭陽區住建局辦公室的廖主任就表示，“用腳踢了他一下”。而分管副區長更是向傷者公開致歉——既無錯，何須致歉？

其實不必等待真相的完全呈現，昭通城管打人事件已像極了一則關于城管制度的寓言：暴力執法仍若隱若現、城管權力無法得到約束，自我利益保護的硬殼卻無處不在。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說，事后匆忙的停職，比疑似的毆打盲人乞丐更值得細細琢磨。

□王聃（媒體人）

　　盲人乞討者跪在水中向圍觀者控訴遭遇。

　　事發后，協管員伸出桿子試圖拉盲人乞討者上來。

網友近日在微博上稱：昭通昭陽區城管幾名執法人員毆打盲人乞討者并將其丟入水中，此帖文迅速引來眾多網友吐槽和社會各界廣泛關注。昨日，對這起被炒得沸沸揚揚的城管打人事件，晚報記者進行了多方走訪和求證，獲知昭陽區委、區政府對此回應：昭陽區住建局分管副局長、黨委委員戴鴻毅，昭陽區城市管理監察大隊大隊長訾成林，昭陽區城市管理監察大隊西街中隊中隊長王俊及城管工作人員易世瓏、馬俊、馬榮給予停職，接受調查；由昭陽區人民政府分管副區長公開向當事人何仕銀致歉。

網曝

乞討盲人遭城管打傷

前日下午6時41分，網友“Angelbaby_楊露”在騰訊網發微博爆料稱：“2013年3月22日下午3點左右，昭通市幾名城管執法人員將一名盲人乞討者打傷丟入水中，這就是因為所謂的‘維護市容’。”

記者上網查閱發現，這條微博圖文并茂，圖片顯示該被打男子臉上血跡斑斑，上述“猛料”很快四散傳播開來，引發了不少網民關注。網絡顯示，該微博發布后短短兩天時間內，網友點擊閱讀量就高達434萬，不少網友還同時將這條博文“轉化”成帖子，在各大知名網絡論壇上“現身”后引來跟帖和評論。

記者證實，網友“Angelbaby_楊露”在微博上所發的城管打人圖片背景為昭通城西街。

熱議

希望調查真相以儆效尤

“不管這位盲人乞討者到底做了什么，做得對不對，城管執法人員都不該打人！”采訪中，被采訪人紛紛如是說。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目擊者稱，22日當天下午3時10分左右，不知為何原因，幾名城管執法人員將正在西街乞討的一個男性盲人的殘疾證、身份證、導盲棍沒收，隨后對其進行毆打，后又將盲人推到在西街水池中，引來不少路人圍觀！

“如果微博所稱屬實，那么這幾個城管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和法律的處置！”“城管打人，給昭通帶來了很壞的影響，希望調查真相，并對城管進行教育，防止以后出現類似情況”“將心比心，城管真的太冷漠了！”……對于網友“Angelbaby_楊露”的微博所爆料的昭陽區城管毆打殘疾乞討者事件，少數網友進行了憤怒譴責，多數網友則對此事表示善意的質疑與關注，并急切期待該事件的真相早日浮出水面。

回應

公開致歉6人被停職調查

對于網絡爆料的“昭通城管打傷盲人乞討者丟入水中”一事，昨晚7時30分許，昭陽區委宣傳部對外辦公室向各家媒體記者發來了一份電子材料，該電子材料回應稱：“對網曝‘昭通城管打傷盲人乞討者丟入水中’一事，經中共昭陽區委第二十次常委會研究，作出如下決定：對昭陽區住建局分管副局長、黨委委員戴鴻毅，昭陽區城市管理監察大隊大隊長訾成林，昭陽區城市管理監察大隊西街中隊中隊長王俊及城管工作人員易世瓏、馬俊、馬榮給予停職，接受調查；及時成立調查組，對此事開展調查，待調查結束后再作進一步處理，并向社會和網民及時通報調查和處理結果；由昭陽區人民政府分管副區長公開向當事人何仕銀致歉，并感謝社會各界對昭陽區城市管理工作的監督。

除官方回應之外，記者還了解到，事發后，昭陽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十分重視，還親自前往醫院看望、慰問當事盲人何仕銀，并表示將徹底調查此事，依法處理所有責任人員，給何仕銀及社會一個交代。

　　現場照片

24日18時41分，網友“Angelbaby_楊露”在騰訊網發布微博，稱“昭通市幾名城管執法人員將一名盲人乞討者打傷丟入水中”。微博發布后不到兩天，點擊就達到434萬。同時，不少網友在全國各大論壇發布同樣內容的貼子引發熱議，評論語言十分尖銳苛刻。

云南網記者也被眾多網友@了500余次，為了弄清“昭通市幾名城管執法人員將一名盲人乞討者打傷丟入水中”真相，記者今日進行了采訪。

目擊者稱城管打人行徑殘忍

“不管他做了什么，做得對不對，城管執法人員都不該打人！”在昭通市西街做生意的朱先生用手指著西街街道中央的水池告訴記者，22日下午3時10分左右，西街中國工商銀行門前三名城管將正在乞討的盲人的殘疾證、身份證、導盲棍沒收，隨后進行毆打，后又將盲人推到水池中。城管執法人員為什么要打這位盲人不得而知，但這行徑十分殘忍！

“如果微博所稱屬實，那么這幾個城管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和法律的處置！”“將心比心，城管真的太冷漠了！”“城管打人，給昭通帶來了很壞的影響，希望調查真相，并對城管進行教育，防止以后出現類似情況……”網上聲討“城管打人”行為的呼聲不絕于耳。

云南網記者發微博表示將對此事關注后，不少網友打來電話，表示希望昭陽政府及有關部門對此事作出回應。

政府公開致歉 打人者被停職

對網曝“昭通城管打傷盲人乞討者丟入水中”一事，記者采訪了昭通市昭陽區委宣傳部，宣傳部對此作出回應，回應稱：網曝“昭通城管打傷盲人乞討者丟入水中”一事屬實，經中共昭陽區委第二十次常委會研究，對昭陽區住建局分管副局長、黨委委員戴鴻毅、昭陽區城市管理監察大隊大隊長訾成林、昭陽區城市管理監察大隊西街中隊中隊長王俊及城管工作人員易世瓏、馬俊、馬榮給予停職處理，并接受調查；及時成立調查組，對此事開展調查，待調查結束后再作進一步處理，并向社會和網民及時通報調查和處理結果；由昭陽區人民政府分管副區長公開向何仕銀(被打盲人)致歉，并感謝社會各界對昭陽區城市管理工作的監督。

除此回應之外，記者還了解到，事發后，昭陽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十分重視，區委書記馬吉林率有關領導前往醫院看望被打盲人何士銀，并表示將進行調查，對打人者進行嚴肅處理。

本網將繼續關注！(記者徐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