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紅燈示眾”意義大于爭議

媒體報道，武漢武昌徐東大街與友誼大道交會路口的人行道上，新安裝了一個抓拍“神器”，上面寫著“行人闖紅燈自動抓拍系統”。同一行人連續3次被拍到闖紅燈，就會被列入黑名單，其闖紅燈視頻和臉部照片會自動上傳至數據庫，并在系統中央的LED顯示屏上滾動播放。此舉一出，引發網友關注。

近年來，為了糾正行人闖紅燈陋習，各地都想了不少辦法。不僅此舉，武漢也曾推出“文明接力”舉措，要求闖紅燈行人替市容監督員站崗；南京曾實行“通報單位”做法，要求單位對闖紅燈員工進行教育；宿遷也曾借助“輿論曝光”手段，在當地媒體刊登闖紅燈行人的照片、姓名和住址。說到底，對行人闖紅燈進行糾偏，必須提高違規成本，加強外部約束。

但是，各地在治理行人闖紅燈上付諸的創新努力，也無一例外地遭到了質疑。因為，《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行人、乘車人、非機動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關于道路通行規定的，處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罰款。”根據公權力“法無授權不可為”原則，處罰行人闖紅燈的方式僅限于警告或罰款，其他任何方式似乎都于法無據，有悖于現代交通管理的法制化追求。

其實，如果這樣理解法律，恐怕就過于機械了。從某種程度上說，公開曝光、通報單位、強制站崗等手段，是處罰，但更是教育。《道路交通安全法》還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經常進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識。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及其交通警察執行職務時，應當加強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的宣傳。”曝光等手段既是對當事人的教育，也是對社會公眾的提醒。

長期以來的實踐證明，對于行人闖紅燈，我們要么是法不責眾、輕易放過，要么就落實為小額罰款或口頭教育，覆蓋面小，教育意義與警示作用都不大。以武漢的做法為例，自動識別抓拍系統的引入，首先解決了一個取證問題，消除了一些人的僥幸心理；其次通過公示曝光，加強了對闖紅燈行為的威懾力。因此，對于爭議的存在，起碼可以將這樣一個問題又一次引入公眾視野，讓公眾參與到文明與不文明的討論中，參與到文明建設的出謀劃策中，這不妨也視作一種公民教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