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醫患共同決策”能走多遠？

6月17日，北京廣播大廈10層一間小小的會議室。鐘南山、鄭家強、王辰三位院士，幾乎手臂貼著手臂地擠在一起。60位嘉賓幾乎涵蓋了醫學相關的所有領域，都是業界的翹楚。這些不同科室的大夫，坐診的對象只有一個：醫患共同決策。 鐘南山和鄭家強都認為，在醫改沒找到抓手前，一定不能悲觀，一定還要做些什么。鐘南山和他的朋友、英國醫科院院士鄭家強，一起決定召開這個純民間的“首屆醫患共同決策論壇”。（6月24日《中國青年報》）

醫改推行7年，仍然沒有抓住“抓手”，而醫患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語境下，橫空出世的“醫患共同決策”的良方可謂是為破解醫患矛盾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突破口。這一理論名詞的提出，高屋建瓴，無論是從治療策略上看還是從醫德操守角度看，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醫患共同決策”的核心要素是“共情”和“共策”，即醫生與患者能共感情，相融相通，體貼患者的痛苦。在治療策略上讓患者知情，協商選擇。通常醫學人文上講得比較多的是醫德和醫生對病人的態度，但醫學人文精神更深的內涵還應包含技術層面的溝通，這就是醫患共同決策，注意到了醫患雙方的平等互動，力爭醫患高度和諧。

“醫患共同決策”的實質是做好“尊重”二字文章。醫生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與家境，充分滿足患者的心理需求和醫治訴求，充分同情患者的無奈絕望與憂傷悲寂。當然反過來患者也要尊重理解醫生的勞苦與不易。用好了“尊重”“藥引”，“醫患共同決策”就能直抵醫患矛盾的“病灶”，康復到正常的醫患關系。

然而，現實語境下“醫患共同決策”的提出還有點“烏托邦”的味道，從理論上可行，而實際上可能會遭遇到諸多阻力。說具體點，醫改不“傷筋動骨”，“醫患共同決策”就困難重重，比如醫生坐診的勞動量過大可能不能耐心與患者“共情”，以藥養醫以處方回扣的利益驅動痼疾存在，就可能拒絕與患者“共策”，醫生培訓源頭沒有注重博愛仁心的播種，就可能后來醫治患者時的冷漠無情。如果沒有醫改到位的大框架護航，“醫患共同決策”非但普惠不了醫療和百姓，反而會淪為掩蓋醫患矛盾的一種“精神宗教”。

不管怎樣說，“醫患共同決策”是目前為止最先進的理論成果，無論是從醫學倫理和醫學人文精神層面，還是從醫術療救層面看都值得開拓和推廣。希望接下來的醫改給力，把“醫患共同決策”這一最前沿理論工程一并納入醫改軌道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