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猴戲藝人用刑罰違背立法目的

【如果運輸并不帶有危害野生動物的目的，就不宜動用刑罰。違背立法目的的執(zhí)法，不僅不利于社會治理，反倒會招致種種質疑。】

有馴養(yǎng)繁育證，沒辦運輸證，帶著猴子去外地表演是否構成犯罪？連日來，河南新野4名猴戲藝人跨省演藝被定罪，引發(fā)全國輿論關注。是否存在報復性執(zhí)法，究竟應該行政處罰還是刑事處罰，諸多焦點并未隨著黑龍江相關辦案人員的答記者問而消散。

對刑事執(zhí)法的評判首先需回歸法律。該案的案由涉及“非法運輸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刑法對這一罪名的完整規(guī)定是：非法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或者非法收購、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在文義上，立法包括了“非法運輸”行為，而根據(jù)野生動物保護法規(guī)定，運輸、攜帶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出縣境的，須經(jīng)行政主管部門批準。4名被告人未辦運輸證，構成“非法運輸”。

問題在于，是否所有“非法運輸”的行為都一律入罪呢？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三十五條規(guī)定，違反本法規(guī)定，出售、收購、運輸、攜帶國家或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實物和違法所得，可以并處罰款。據(jù)此，對非法運輸珍貴野生動物的行為，立法設計了行政處罰和刑罰兩種懲治措施，并不意味著此類行為都要入罪。而哪些需要入罪，則應當考量刑法的立法目的。

從罪名的完整表述看，刑法目的在于打擊破壞瀕危野生動物的行為，以更好地保障野生動物。之所以將運輸環(huán)節(jié)入罪，乃是其構成了非法買賣國家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的重要途徑。如果運輸并不帶有危害野生動物的目的，就不宜動用刑罰。司法實踐中，這一罪名的適用也大多針對同時兼有非法購買或出售的行為。單純攜帶合法馴養(yǎng)的猴子外出表演，并不具有危害野生動物的主觀目的，也沒有多大的社會危害性，因而并不符合該罪的立法目的。

從執(zhí)法治理的角度看，選擇行政處罰還是刑罰，既要看違法行為的危害程度，也要考慮懲治措施的成本。刑罰的啟用，比行政處罰要耗費更多的司法成本，倘若能夠采用行政處罰進行責任矯治，就無需上升到刑罰層面進行追訴，否則便如同“殺雞用牛刀”。而違背立法目的的執(zhí)法，不僅不利于社會治理，反倒會招致種種質疑。本案中，警方為何主動采取強制取保候審？為何將之前扣押的6200元現(xiàn)金轉為取保金？這種執(zhí)法與之前的沖突有無關聯(lián)？更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原本應當是保護野生動物的刑事執(zhí)法，最終卻造成了一個猴子不明死亡，而警方所謂“自然死亡”及退回猴子“屬于人性化執(zhí)法”的說法，既缺乏對執(zhí)法嚴肅性的理解，也給人一種“理窮詞盡”的印象。

本報特約評論員 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