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罪更應降低“隱性門檻”

按照我國現行刑法規定，除非是“索賄”，必須要有“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條件才構成受賄罪。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以及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認定受賄罪都沒把“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構成要件。一些學者和檢察官指出，現行刑法對受賄罪的入罪條件、量刑標準等規定不合理，已然成為打擊貪官的法律障礙，呼吁降低入罪門檻、修改定罪標準。

入罪條件、量刑標準等規定不合理，讓受賄罪的門檻偏高，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過這些年來，隨著一系列司法解釋和刑法修正案的出臺，受賄罪的入罪門檻已經降低了不少，但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地方查處受賄犯罪仍然步履維艱，這主要不在于法律規定的不完善，而在于現實中，一些“潛規則”導致受賄罪查處的隱性門檻比較高。

比如一些地方規定，查處一定級別的官員，必須當地黨政主要領導點頭同意。還有，按照刑法規定，受賄5000元以上就必須立案偵查，但一些地方有不成文的規定，查處級別不同的官員，立案標準并不相同，有些官員甚至要受賄5萬以上才立案。例如，黑龍江綏化市曾出臺“對5萬元以下不再追究”的措施，還美其名曰“人性化執法”。此外，有些地方對具有一定貢獻的官員，也往往以紀律處分來代替刑事追究。再有就是，地方紀委、檢察機關是不能查處當地黨政主要官員的，查處地方黨政主要官員的權限在上一級紀委和檢察機關。

這些所謂的“潛規則”與隱性規定，甚至是明文規定，都在有形和無形中提高了查處受賄犯罪的門檻。如查處一定級別的官員需要地方主要領導點頭，那么，有些腐敗分子就可能得到主要領導的庇護而逃脫法網。地方紀委與檢察機關不能查處地方主要領導，而上級機關卻因為信息不對稱，或查處力度有限，有時讓查處地方黨政主要領導變得更難。

更重要的是，這類“潛規則”嚴重破壞了法律，造成了法律面前的不公平。法律明明規定，對受賄5000元以上的行為就必須查處，為何一定級別的干部要受賄5萬元才被查處，這不是置法律于不顧嗎？還有，為何一定級別的官員查處要地方黨政主要領導點頭，而一般公職人員卻不需要，這不是看得見的不公平嗎？地方黨政主要領導為何不可以接受同級紀委和檢察機關監督，涉及犯罪為何只有上級才能查處？

在關注法律上存在的對受賄罪門檻高的問題同時，更應關注在司法實踐中，各種“潛規則”和隱性制度上對某些官員受賄認定門檻過高的問題，要多管齊下，綜合治理。一是改革司法體制和紀委領導體制，讓司法和紀委的人財物不再受地方干擾。目前，這一改革措施正在一些地方推行。二是大力清理各種“潛規則”和隱性制度，紀委和司法機關查處地方官員無須向地方黨政主要領導報告，對各種事實上比刑法立案標準高的規定都予以清除。三是嚴格執法，加強權力制約與監督，對于擅自制定“潛規則”或者利用權力干擾辦案的官員，造成腐敗分子被放縱的，須嚴肅追究紀律責任直至刑事責任。

海之波（江西 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