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遴選制度改革應更具開放性

最高人民法院9日公開發布了《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這份“指導未來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綱領性文件提出了45項改革舉措，其中法官遴選制度格外受人關注。按照綱要，法院將在省一級成立法官遴選委員會，廣泛吸收法官代表、組織人事部門代表和其他社會人員參加，從專業角度提出法官人選，由組織人事、紀檢監察部門在政治素養、廉潔自律等方面考察把關，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

法官是法院的重心，法院改革的重心也就在法官改革。從1999年發布第一個“五年綱要”以來，法院改革雖說舉措繁多，但真正觸及體制層面的大動作，也只有國家司法考試的推行。從那以后，法官遴選有了一個前置的統一標準，那就是先得通過司考。諸如“復轉軍人進法院”這樣的問題，在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下也就不成其為問題。只要復轉軍人通過了司考，當然可以進法院；若法科畢業生通不過司考，對不起，也請你先補習應考去。

當然，國家司法考試的推行并不是法官遴選制度改革的終點。正如最高法院司改辦主任賀小榮9日在發布會上所言，“長期以來，我國對法官沿用普通公務員管理模式，不能充分體現司法職業特點，也不利于把優秀人才留在審判一線。” 尤其是，當法官逐級遴選制度還未建立推行，對候任法官的招錄與遴選必然會導致人才向更高審級的法院集中。在中國的官場生態中，若能進入一個“副省級”的高級法院，在正常的情況下，可以看到的前景是到正處級退休。但在一個“副處級”的基層法院，法官退休前能提個“副科”已經不錯了，僥幸混個正科，則是托祖上的福！對法官來說，當處級、科級這樣的行政職級比法官等級還重要時，法院管理陷入行政化的泥潭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法官遴選行政化、法官晉升行政化，也使得吏治腐敗在法院內部蔓延。這些年來，司法腐敗備受詬病，但仔細分析業已曝光的司法腐敗個案，有不少其實都應歸入“行政腐敗”的行列。因為究其實質，法院內的“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與司法權的運行并無關系，這些案件更多是行政腐敗在法院內的具體表現。要讓法院免于（至少是最大限度地免于）行政腐敗的侵蝕，區分行政權與司法權是前提。當法院院長沒有提拔法官的大權，法院內吏治腐敗自然能得到遏制。

所以說，法官遴選制度以及法官晉升制度的改革，直接關系到法院固有權力的再分配。用李克強總理的話來說，“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讓法院院長回歸“首席大法官”角色，把它的行政權（包括人權、財權等）最大限度地剝離出來，減少法院副院長的設置，不套用行政職級，這都是法官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困難重重但又不得不邁過的一步。

在這樣的改革方向之下，省一級的“法官遴選委員會”就不宜設在法院內，甚至該委員會的設立也不能由法院來主導。和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一樣，“法官遴選委員會”與“檢察官遴選委員會”應一并統籌考慮。基于中國的體制架構，審判權、檢察權和行政權一樣，系由人大派生，并對人大負責。統一的“司法官遴選委員會”設置在省一級人大常委會較為適當。“司法官遴選委員會”也不能由法院來延攬組織人事部門或其他社會人員參加，而應由省一級人大常委會來負責該委員會的組建。“司法官遴選委員會”的組成，除了法官代表和檢察官代表之外，律師代表、法學院校代表、法律研究人員代表都應占有一定的比例。包括組織人事、紀檢監察部門在政治素養、廉潔自律等方面的考察把關，要以法律的形式將其權責具體化和規范化。尤其是對法官廉潔自律的考察，如果沒有足夠的開放度，光憑某個機構說了算，就可能陷入“沒出事都是孔繁森，一出事都是王寶森”的怪圈。

一段時間以來，“全面深化改革”更多與“法治”和“司法體制改革”等關鍵詞關聯在一起。不出意料的話，“法治”在今年還會成為更高層級會議的主題。在此背景下的法官遴選制度改革，于要不要改上已有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共識，這是好的趨勢。但對“怎么改”，注定還會進入復雜的制度博弈階段。這是新時期法院改革必須面對的改革路徑，也只有以更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才能走好這一步。

王琳（海南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