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信息公開須與百姓訴求對接

最近，媒體報道的幾起與教育有關的新聞事件引起了社會公眾廣泛關注。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高考英語科目的改革。前段時間，有報道稱“中國教育學會原會長顧明遠表示2017年起英語退出統一高考”，引發媒體大量轉載。之后，顧明遠表示該報道屬于“誤讀”，教育部也對該傳聞進行了澄清——目前，高考改革方案仍在研究制定完善中。幾乎與此同時，南方都市報報道，“六一”兒童節前夕，來自廣東、山西等5省的6位媽媽，向全國32省、市的教育廳、公安廳遞交了60多份申請書，要求公開各省市過去5年內發生的校園性侵案數量以及各案例處理結果。此外，廣州涉外經濟職業技術學院一位教師向全國31個省級衛計委和教育廳（教育委員會）寄出了62份申請書，要求公開教育與計生掛鉤的文件及其制定的法律依據。

上述三起事件看起來是孤立的個案，仔細分析，則不難發現其中的內在聯系，即一方面都集中體現了社會公眾對教育信息公開的迫切要求，而另一方面，當前的政務信息公開確實存在一些“軟肋”。

應該說，近年來，教育部門在信息公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今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北京發布了《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4）》，其中的《政府透明度指數報告》顯示，2013年在政府信息公開方面，55個國務院部門中，教育部、安監總局、發改委名列前3名。那么，為什么社會公眾仍然期待教育信息公開程度不斷提高呢？很顯然，教育信息公開牽涉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很容易引發社會公眾的關注并產生重大的社會影響，社會公眾也往往會根據自身的體會和感受來評判教育信息公開的效果。

教育信息公開如何才能讓公眾更滿意？在筆者看來，首先應當規范教育信息公開渠道。當今社會是信息社會，除了政府公報、文件、電視、報紙、廣播等教育信息發布的傳統渠道，手機、微博、微信等新的發布渠道也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方便了社會公眾對教育信息的獲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信息公開的渠道可以是多形式的，但這些渠道必須是正式的、權威的。也就是說，如果是應當公開的信息，就應當以正式的權威渠道公開，并且限制相關信息通過非正式途徑泄露，以免引發社會公眾的猜測和誤判。

其次，有必要拓展教育決策及教育信息公開的社會參與度。當前，各級教育部門在信息公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可仍有少數人心存疑慮。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在教育事項重大決策過程中社會的參與度不夠，對相關決策和信息不了解，因而寧愿相信一些“小道消息”或者個人判斷。為此，應進一步拓展教育決策和信息公開的社會參與度，對與社會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教育決策事項，在決策前應當以公示或聽證的方式，廣泛征求社會公眾意見并以適當方式反饋，增強社會的信任。

最后，還應加強教育信息公開問責。“有權必有責”，沒有嚴格的問責，一些地方政府或教育部門就不會有壓力按規定公開教育信息，尤其是像上述報道中提到的性侵案等可能被當地利益主體視為“負能量”的信息。而要加強教育信息公開問責，首先應明確有關部門及相關負責人在信息公開中的權責分工，建立健全崗位責任制，科學設計問責程序，然后嚴格依法依規進行問責。

對于教育信息公開來講，要真正取得長遠的效果，制度建設是根本的保障。因此，上述幾個方面的措施，也必須立足于制度層面著力加以推進，以獲得突破的關鍵、立足的根基和持續的動力。

易承志（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