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嚴”食品安全法有賴更多參與主體

國務院5月14日召開常務會議，會議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其中指出，對于侵害公眾食品安全的行為，要加大處罰力度，并將建最嚴處罰制度，形成社會共治格局。構成犯罪的，依法嚴肅追究刑事責任。同時，加重對地方政府負責人和監管人員的問責。（5月15日《新京報》）

提高違法成本，打擊不法行為，是被認可的公共治理邏輯。但考慮到食品問題的復雜成因，我們同樣有理由相信，從嚴從重的懲罰策略，只能是一系列糾偏動作的一部分。

即便是“最嚴懲罰”，也終究是一種事后追責，它啟動于危害釀成之后。而在此之前，如何發現問題食品、如何界定責任人，都是更為前提性的追問。畢竟，任何嚴厲的懲戒機制，都必須以一攬子預設的行業規范為鋪墊。比如，健全的產品信息標示、地理標識、原料跟蹤等等……普遍建構起食品的身份數據，并降低其獲取難度，是實現對“不法者”嚴厲處罰的先決條件。于此，顯然需要更持續的立法引導和技術性努力。

必須意識到，追求食品安全不僅關乎決心和勇毅，更考驗著各行業主體和監管機構的業務能力。“原料引進、生產加工、流通上市”，一條漫長的食品產業鏈上，本應有太多機會堵住紕漏。而現實之不盡如人意，往往是因為，各個環節的看守者，往往名存實亡：或被收買成為“共犯”，或敷衍了事主動消失。而事實上，所謂“恪盡職守”，從來都是建立在精細分工、明確定責的基礎上。我們所要做的，便是將雜亂的食品安全責任制，變得簡化、明晰和有效率。

修訂草案提到“加重對地方政府負責人和監管人員的問責”。此一表述，顯然是基于過去“失職者多被豁免”的現實而言的。該規定，既是對公共職位權責一體原則的重申，也是在傳遞一個常識——一旦某地發生公共安全事故，其政府的法定代表人，便要擔負起相應的政治責任和道德負疚。凡此，捍衛食品安全，就是要找到一個確定的負責對象，并為其設計一套剛性的獎懲方案。

針對侵害公眾食品安全的行為，行政執法層面正強勢推動著最嚴懲罰機制的建立。但所謂“最嚴懲罰”的參與主體，顯然不應局限于此。一個可行的路徑是，給予民眾更多的訴訟便利，培育更純粹的集體訴訟傳統；在司法實踐中，也可以對違法生產商嘗試“懲罰性判決”強迫其退市，并將對受害人的補償，和對違法行為人的經濟制裁真正結合。

□ 然玉（四川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