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刑假釋案公示的進步與局限

4月29日上午，最高法舉行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公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程序的規定》。根據規定，減刑、假釋案件一律在立案后5日內依法向社會公示，減刑、假釋裁定書應當通過互聯網向社會公布。（4月29日《法制晚報》）

減刑、假釋，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的具體體現，對于激勵罪犯積極改造，促進罪犯回歸、融入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不過，由于審理程序缺乏規范，給了少數人員可趁之機，通過“假立功”尋求減刑，嚴重損害了司法公信力。

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獲得減刑，而官員獲減刑的比例則達到70％，遠遠高出平均值。廣東健力寶集團原董事長張海，就通過弄虛作假、賄賂換來三次減刑共計4年1個月28天，從而得以提前出獄逃往國外。

為了防止減刑、假釋領域的司法腐敗，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近年來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導下，一些地方法院試行采取聽證或開庭審理方式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積極尋求公眾監督。

如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程序的規定》發布，在對審理組織、審理范圍、開庭審理和書面審理要求等方面作出具體規定的同時，明確建議書、裁定書等材料及時在互聯網上公示，體現了人民法院堅持陽光司法、以公開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潔的堅定決心。

減刑假釋案公示的進步意義顯而易見。此舉進一步增加了減刑、假釋案件的透明度，使減刑、假釋案件的審理能夠更好地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但與此同時，這一新規也存在其局限性。

一方面，由于司法的專業性以及信息的不對稱，普通公眾很難判斷減刑、假釋的材料是否真實有效。比如，張海最后一次減刑，就是其家屬向他人購買發明專利由張海冒名頂替，被認定為重大立功。顯然，對于這樣的“內幕交易”，單純在提請減刑建議書中很難看出破綻。

同時，減刑、假釋裁定書公示之時，相關裁定結果已經生效，這更像是一種事后告知，等到公眾提出異議，造成的負面影響已經形成。

對于規范減刑假釋案，引入社會監督是必要的，但不能只是例行公事式的上網公示，必須關口前移，讓公眾提前了解和參與案件審理。

此次發布的規定，明確提出“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應當依法由審判員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奮飛則進一步建議，對減刑程序進行訴訟化改造，讓檢方、被害人或其家屬、罪犯、社區代表等都參與進來。只有進一步拓寬公眾參與渠道，借助社會監督確保程序公正和實質正義，才能讓減刑假釋回歸本位，避免異化為“花錢贖身”。

同時，裁定書公示不能僅僅是“單聲道”，告知了之，而應建立反饋、糾錯和問責機制。事實證明，幾乎每一起假立功真減刑的背后，都有暗箱操作、司法腐敗的影子。深圳等地還曾出現“造案立功”，個別律師與執法者互相串通，為幫助當事人減刑，“沒線索制造線索、無犯罪制造犯罪”，甚至讓無辜者身陷囹圄。

重視群眾舉報，一經查實，及時撤銷減刑假釋裁定，嚴肅追究相關人員違法違紀責任，能夠大大提高公眾參與減刑假釋案監督的熱忱，有力維護司法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