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不應有

今年以來，山東省和江西省南昌市的戶籍管理部門決定，新生兒憑《出生醫學證明》即可落戶，與征收社會撫養費實行“脫鉤”；而過去對超生的新生兒，在沒有征收社會撫養費(相當于罰款)之前是不予上戶口的。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發現，有1300多萬人沒有戶口，其中大部分是超生而未繳納社會撫養費的人口，因而未能進行戶籍登記。（4月28日《現代快報》）

從權利的角度講，“黑戶”人口面臨著就學、就業、結婚生子，哪怕是出遠門都問題重重的困難，更遑論社會福利。因此，稱他們為“不被承認的公民”，或許更為恰當。

對于那些飽受權利之殤的“黑戶”們而言，戶籍管理與社會撫養費的“脫鉤”在地方上的率先突破，無疑是一種值得期待的糾偏與還原。但糾偏的進度又不得不令人疑慮：地方性突破，何時邁向全國性的規范執行？如果“脫鉤”的對象僅限于新生兒，那些“不曾被承認的公民”的權利與身份又將何以被兌現與還原？可以預見，對于一種被默認長達數十年的“土政策”的糾偏，其中難度與復雜性可想而知。但于保障公民的權利計，這樣的糾偏宜早不宜遲，且更有必要由地方主動“試驗”上升到法治上的統一施行，以真正令每個被失落的公民尊嚴都得以修復。

戶籍與社會撫養費的捆綁，源自于地方政府對于社會撫養費征收的壓力。也正因如此，松綁所帶來的一個潛在的壓力或說阻力即是，后者的征收難度將上升。可以理解這樣的邏輯推理甚至利益算計，但如果這依然是阻礙兩者松綁的唯一理由，不得不說，其中最該被糾偏的，仍是治理上的狹隘與法治觀念上的滯后。因為，于公民意識和法治觀念迅猛成長的當下，公民權利是否優先于行政性罰款與處罰，顯然已有著不言而喻的答案與社會共識。為了便于某種社會治理手段的施行，就不惜搭上公民權利的剝奪，如此行為之中的權利偏頗與治理誤區，早已昭然若揭。

公民權利不是手段，本身即是一個法治社會必須保障的最低限度目標。更沒有一種權利可以被視為另一種治理實現的籌碼。于此而言，加速社會撫養費與戶籍的“脫鉤”，只是公民權利修復的一種必然要求與常識的回歸，不應該再有任何理由被延遲。于公共治理來說，它的警醒意義同樣應該被銘記與踐行：法治社會，不應該有“不被承認的公民”，任何的治理與管理方式，也都應止于公民的權利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