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嬰島”不應是患兒的唯一救濟渠道

去年10月3日晚上10點多，溧陽社渚派出所接到報警稱溧陽市人民醫院接治了一名五六歲的男童，稱其喝完盒裝花生牛奶，中了毒，搶救無效死亡。報警人向警方強調，牛奶內有農藥味。當地警方立即出警，經調查，死者是服用含劇毒農藥致機械系窒息而亡。10月5日中午，死者的父親李某到社渚派出所自首，并供述自己殺死兒子的事實。(3月26日中國常州網)

只要家庭里有了無法治愈的重病患者，那就必定是全家的嚴重不幸。碰到誰的頭上，都是無比的痛苦與無限的悲情。絕望之時，尋求解脫，做出極端的舉動，完全能夠理解。然而同時也得承認，生命的權利，是大自然一次性賦予，完全屬于生命擁有者，任何人都沒有權利隨意剝奪，包括生身父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父親毒死孩子，是不道德的行為，也是違法的犯罪行為，是不能容忍的。

有人認為，如果常州有了“棄嬰島”，這個毒兒案就有可能不會發生，因此是民政局的失職所致。對于這個觀點，我只贊同一半。在我看來，在目前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生兒育女依然是父母的天定和法定義務。只要父母讓孩子來到這個世界，父母就有責任和義務把孩子養育到能夠獨立生存的成年。可憐天下父母心，有兩方面含義。一方面是父母必須履行自身義務，另一方面是履行之艱辛。

無論出于什么理由，即使有了“棄嬰島”，棄嬰依然應視為不道德的違法行為。“棄嬰島”，只是政府出于行政道義，履行公共倫理，和法律一道，兜住社會道德底線。對病患兒一棄了之的父母，應當受到道德譴責、法律強制。

同時也須承認，對嚴重病患兒的巨額醫療及護理費用，也是絕大多數家庭所無力承擔的。這就需要社會救濟渠道。而“棄嬰島”，不應是重病患兒的唯一救濟渠道。對于社會救濟渠道的建設和組織，國家有著第一責任，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即民政，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財政可以出資、并通過稅收政策鼓勵企業和個人捐款，勸導香火興旺的寺院捐款，鼓勵民間慈善組織捐款。

政府主導并鼓勵，興辦“棄嬰島”，以便接受無法尋找父母的棄嬰；建立救助基金，以便幫助嚴重病患兒的家庭度過難關；還可以設立公益性保險，對嚴重病患兒家庭進行救助；紅十字會，也可以而且應當出手相助。如果有了這許多政府和社會救濟渠道，溧陽毒兒的李某，就可以尋求救濟，就不會殘忍地毒死自己的兒子。甚至其妻子也不會離家出走，拋下兒子不管。

另外，相關社會組織須對棄嬰的父母進行勸導、教育，直至法律強制其承擔育兒責任。就說溧陽毒兒案吧，那個母親離家出走，也應當視為不道德的違法行為，丈夫可以報警求助，請求幫助找回妻子，強制其履行母親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