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男孩 法律當如何救濟

刑事立法吸收國外把強奸罪對象擴展至男性的做法，在公權打擊的周延性和刑罰均衡性上，尚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近日，多名男學生公開揭露奧賽名師的惡行。華東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全國知名物理教師張大同，在20年間借檢查身體為由，將多名男學生帶到家中或辦公室進行猥褻與性侵。

當年的受害學生如今已為人父，之所以站出來自揭傷口，重新回憶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恐怕不單出于對性侵者的譴責與追究，更有一份基于做父親的社會責任。最近幾年，性侵兒童或學生的案例此起彼伏，引起社會對未成年人安全的極大擔憂。如何在制度和執法層面為“祖國的花朵”提供安全屏障，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作出的回答。

性侵行為不僅有傷風化，更直接傷害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具有受刑事追究的必要。不久前，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發布了《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旨在從刑事執法上進一步強化打擊力度。但是也要看到，這種公權出擊在法律上還面臨不少空白。例如此次事件中，由于受害者為超過14歲的男生，我國刑法規定的強奸罪受害者只針對女性，猥褻兒童罪只適用于14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所以在法律上，對張大同的行為很難進行刑事追究，權利的保護出現了真空。

即便對那些14歲以下的男童，如果以“奸淫”方式進行性侵，刑事處罰也有失公允。因為立法奉行男女有別的傳統觀念，受害人為女童則按強奸罪從重處罰，為男童則按猥褻兒童罪處罰。兩者的法定刑期相差很大：前者最高可至死刑，后者一般不超過5年。立法當初考慮的可能是現實中女性受害人較多，但據2013年廣東省疾控中心的一項監測報告顯示，男生被迫發生性行為是女生的2.2至2.3倍。基于這樣的背景，刑事立法吸收國外把強奸罪對象擴展至男性的做法，在公權打擊的周延性和刑罰均衡性上，尚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與此同時，對未成年人保護還有賴于私力救濟。因為類似性侵現象較為隱蔽，多為熟人作案，從世界范圍的統計看，熟人作案據說通常占到九成。這提示我們，針對孩子年幼無知、容易受騙、膽小怕事等特點，更需要父母負起監護職責，確立起足夠的防范意識。特別是要改變對孩子羞于言性的觀念，從家庭教育開始傳輸必要的性知識，采取適當的方式提高孩子的性保護意識。與公權出擊的外部性相比，監護人的耐心細致有時更靠得住。

本報特約評論員 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