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會應有不憚普通民眾監督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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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靜悄悄的改革正在中國紅十字會發生。記者獲悉，紅會日前成立社會監督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擔任社監委主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擔任副主任，王振耀、白巖松等15名各界知名人士擔任委員。據了解，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委員主要邀請具有深厚專業背景、廣泛社會影響、熱心公益事業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擔任，包括學術、法律、醫學、財會、媒體、志愿者等各界代表。(12月9日《京華時報》)

改革其實早已在進行中。自去年沸沸揚揚的“郭美美事件”以來，中國紅十字會等慈善組織遭遇了有史以來的最大信任危機，其官本位、缺乏中立性以及與商業有剪不斷利益糾葛的種種弊端，也漸次被社會所窺見。要重建透明、陽光、健康的中國慈善之路，要重建民眾對于慈善組織的良善信仰，改革無疑既是輿論壓力下的必需，也是難得的契機。或許正是因此，自去年至今，紅會相繼推出運行捐贈信息發布平臺、人事制度改革等種種內部糾偏措施，設立社會監督委員正是系列“自我救贖”改革思維的延續。

一言以蔽之，紅會要以透明和公開的變革來舒緩圍觀者的焦慮，完成徹底的形象轉身與制度救贖。以此來比照，社會監督委員的價值并不難看到。誠然，要完成紅會徹底的去行政化與去官辦化，道路還很漫長，但設立社會監督委員會已算是公開化的切實漸進一步。社會監督委員能夠對紅會日常的項目、經費與活動進行監督，這事實上是在部分兌現捐助人的知情權與監督權。而聘請眾多知名人物作為首批社會監督委員，因為知名人士更愛惜自身羽毛，他們更會用心去進行相應監督，有助慈善回歸“玻璃房子里事業”的本質。

不過仍然需要提醒：“社會監督委員會”請勿忘社會公眾參與。是的，以公眾人物為主體的“社會監督委員會”自有其積極價值，但必須承認，它能衍生的公信力仍然是有限的。

一方面，既然是公眾人物，也就意味著日常社會事務繁多，抽身無暇之下，他們真能以更多精力去監督不能出現任何瑕疵的慈善事業嗎？其次，雖名為“社會監督委員會”，但這些名人是如何遴選，以及經由何種路徑最終成為委員？他們又將如何履行基本的職責？類似信息是模糊與空白的，社會監督委員會本身都不“透明”，這令人遺憾，也很難附生出跟隨于其后的最大監督公信力來。

“社會監督委員會”最大的一個瑕疵與悖論或許還在于：社會監督首先應該是一種對立性關系，正因為如此，監督權絕對不能由被監督者來授予，但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看來并不是這樣。以中國紅十字會為主導的委員會組建過程，也可以說是紅會自發性選擇監督者來監督自己。這不僅讓監督成為了某種指定式的特權，也很容易讓監督發生異變。指定式的監督，形成的只能是被限制與可能妥協的監督，而指定的特權，更是容易被情面、利益關聯與委員資格能夠輕易取消等種種因素所干涉，此種監督很難做到鐵面無私與一視同仁。

什么才是對紅會切實有力的社會監督？在我看來，它只能是來自民間的純潔慈善信念與怒其不爭的憤怒感。換言之，普通民眾才是慈善事業最可靠的監督者。緣于身為捐贈人，他們對慈善腐敗有著切身的利益痛感，緣于身處具體的生活中，他們更具有發現細小慈善亂象的敏銳監督意識。同時，這種偶然與隨處可在的監督也不能被收買，因為作為監督者的民眾是無盡的。事實上我們也看到，此前涉及紅會的一些不正當與不體面行為，多是由普通公眾于網絡之上爆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每個公民其實都是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的成員。

有一點常識需要被重申：關于自身改革，紅會必須要有不憚普通民眾監督的勇氣。盡管紅會有種種弊端，但它每一次變革，公眾都給予了熱烈的關注與評價，建立社會監督委員會，這也算是紅會去年至今不多的實質性改革之一，但無論如何，形式進步的改革也應該有著效果可期的指向。紅會的社會監督制度需要繼續，但普通民眾的力量必須被更多地引入其中。因為說到底，監督不是請人來監督自己，而是盡窮路徑，讓每一個公民都可以無障礙進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