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獻何時成為公民共識？

20歲的廣西壯族小伙韋茂志遭遇車禍不治。他是家中獨子，悲痛的老父說“如還能救人，那就捐出去吧，多救一個是一個。”遂將兒子的心、肝、腎、角膜都捐了出去，救活了4個人，讓2人重見光明。老人的選擇還促成了廣東省第一例公民器官捐獻心臟移植。(11月5日央視)

在極度悲痛的情況下，韋茂志父母親依然決定在他身后，把有用的器官捐獻給其他患者，這種大愛無私的精神，值得全社會學習、尊重和倡導。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入土為安”，受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目前我國捐獻遺體和器官，用于醫學教學、病理研究、臨床解剖、器官移植等面臨重重阻力。由此帶來的是，一方面，尸體嚴重匱乏導致醫學科學研究和實際操作水平難以提高；另一方面，在器官捐獻與移植項目上，供體器官來源不足已成為我國醫學界公認的問題。

資料顯示，我國現有100萬尿毒癥患者，有50萬人可進行器官移植治療，而實際每年能夠進行移植治療的不到5000人，只有1%的人能獲得移植機會；每年患角膜疾病的有500萬人，其中有400萬患者可以通過角膜移植重見光明，但全國每年僅有700個角膜供體；有400萬白血病患者在等待骨髓移植，但我國目前惟一的“中華骨髓庫”僅有5萬多份捐獻者的資料登記，許多人在苦苦等待中逝去……

在美國，申請或更換駕駛執照時，申領者會接受詢問：“如果萬一遭遇不測，你是否愿意捐獻遺體？”如果同意，駕照上會有所體現。然而，去年衛生部負責人對媒體透露我國有望實現申領駕照時進行器官捐獻意愿登記的消息時，立即就引來廣泛爭議。媒體就“申領駕照時是否愿意填寫器官捐獻意愿登記”做過一項調查，有62.9%的調查者明確表示不愿意。申領駕照與器官捐獻登記“綁”在一起，并不是哪個部門的創意，而是借鑒國外做法，此舉為何在中國水土不服？個中原因的確值得反思。

習慣性思維的確很頑固，但改變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務。遺體和器官捐獻不僅需要人們在思想上有大的突破，而且更是人性博愛與奉獻精神的進一步升華。央視《小崔說事》做過一期節目叫“我的死亡誰做主”，談得就是關于遺體捐獻的問題。其中一段話耐人尋味：“無論你對自己的身后事作出何種選擇，都是正確的。因為，生和死沒有人能說清楚，我們只能以自己的理解，在自己的智力的基礎上來有限度地判定這個問題，沒有任何人能夠在倫理上輕視或者責備你”。在完善相關立法的同時，更多的是需要貼近大眾實際生活的宣傳，形成鼓勵、提倡遺體和器官捐獻的良好氛圍，形成尊重、關愛捐獻人及其親屬的社會風氣。

當人們相信行善是好事而不是“傻事”的時候，相信我以舍己之心助人、人必以愛我之心助己的時候，相信這個世界會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而變得更美好的時候，遺體和器官捐獻就不再諱莫如深，更不再來自道德上的脅迫與壓力，而是成為我們每個人內化于心、外化為形的自主自愿。韋茂志一家正是以自己的方式，詮釋了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