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機下，醫患相煎何時休？

在看病治病的問題上，醫患本應是一個共同體，有著共同的目標。他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們本不該因為制度的設計缺陷而成為彼此猜疑，互相對立的雙方。

沒人喜歡去醫院，孩子的父母更是如此。但一家文化傳播公司的老總楊樾卻不得不去，因為女兒又是發燒，又是嘔吐。他帶著女兒去了全國聞名的北京兒童醫院，結果醫生懷疑是急性腦膜炎，讓他先做腰穿刺和腦部CT。他心存疑慮，又帶著孩子去了協和醫院，大夫只是診斷為感冒。后來孩子的溫度真的就降下來了，“迫不及待地要下床淘氣了”。(8月19日《新京報》)

楊樾把這件事情發到微博上，結果引來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意見。普通網友多看到結果，進而認為兒童醫院的醫生過度醫療。同樣有了孩子的明星馬伊俐則驚呼：“太可怕了！只能建議家長多掌握醫學常識以求自保。”但醫生們，則更傾向于分析這位同行的診斷過程：“面對同一個患者，不同醫生會用不同的方法來診治病人。不同的診治手段，結果可能是一樣。”北京三甲醫院的一位醫生的觀點，代表了很多醫生的看法。有醫生在楊樾的微博下留言：如果孩子真是腦膜炎，怎么辦？

仔細梳理雙方的爭論，不由得讓你慨嘆，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怎么就脆弱到這種程度？批評、指責甚至是謾罵醫生無德的人，一旦生病，卻不得不把自己的生命交給自己不信任的人；而給病人看病的大夫，心里卻不斷地打著鼓：萬一出現意外，自己的病人絕對不會放過自己。醫鬧求償算是輕的，近幾年惡性刺醫事件也時有發生。所以即便有千分之一的可能，他們也要患者去檢查核實。

兩個沒有安全感的群體就這樣被捆綁在一起：患者提到醫院就頭皮發麻，掛號困難，求醫難見。終于見到醫生，又在擔心，醫生是否能盡責，是否會通過過度醫療掏空自己本已干癟的錢囊。除了看病難、看病貴，還有潛在的醫療事故——— 這是任何國家都難以避免的，他們滿心希望卻又戰戰兢兢。

對醫生來說，看病已經不單純是看病，更像是一道選擇題：要么窮盡一切手段，將患者治愈；要么將為醫院帶來無盡的麻煩和高額的賠償，甚至是自己受到生命威脅。

除了高風險，他們的工作強度也極大，而收入則嚴重不成比例。結果是，醫生越緊缺，想做醫生的人卻越少，好醫生則更少。前兩天媒體報道，國家每年培養的60萬醫科畢業生，竟然只有10萬多名成為了醫生。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曾經告訴世人的一個觀點，我們把生命托付給醫生。我們不會把這種信心賦予吝嗇或處境糟糕的人。醫生的收入應該高到這種高度：使他們擁有一個體面的、值得信任的社會地位。而加上他們從業所需教育耗費巨額金錢和時間，必然推高了提供服務的價格。

之前我們更多強調，加大對病患者的醫療保障的投入，但其實，對醫生的保障也需要一個完善的制度建設。

就在醫患相煎，甚至惡性事件不斷的節點上，一座由深圳市投資35億元成立的深圳香港合作醫院開始試運行。他們不但通過全科每次130元的“打包”收費制度，試圖讓90%的病患在全科門診得到治療，而且還采用更為靈活的醫生聘任制度，薪酬方面，最高年薪可達百萬。更重要的是，參照香港，醫院為醫生購買了“職業責任險”，將醫療事故責任交予第三方處理，保證醫生在治療環節更加專心，改善醫患關系。

這是一個不錯的嘗試，比以往的改革措施更深刻的意識到了：在看病治病的問題上，醫患本應是一個共同體，有著共同的目標。他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們本不該因為制度的設計缺陷而成為彼此猜疑，互相對立的雙方。

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這樣一種制度保障：不但要給患者以支撐，讓他們有更好的醫院看病；也要給醫生以保障，能夠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看病時不能畏手畏腳，作繭自縛；不但要給病患者以尊嚴，提供完善的醫療保障，免除看不起病的后顧之憂；也要給醫生以體面，從高強度低收入下將他們解放出來，獲得優裕的生活。

這一切，得同時兼顧醫患雙方。

□特約評論員 張 恒